1993年1月，纽约的亚洲社团和三家新加坡机构——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际基金和政策研究所——在新加坡举办了题为“亚洲和美国视角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讨会。我应邀发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的讲演。我的小组同伴詹姆斯·法鲁斯对我的论文感到吃惊和困惑。我清晰地解释了“十大异说”，我相信西方无视或压制了这样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补充了可能导致亚洲与美国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五项原则。自从我触及了如此之多的“圣牛”后，我认为喜欢论争的西方刊物不会出版我的作品。但是，无人理睬的局面直到华 盛顿月刊勇敢地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题目为“年轻人，到东方去！”。随后更长一点的版本出版在一个论文集中，题目是“关于人权的争论”，是比特·冯·内斯编辑的。

　　很明显，这是我迄今所撰写的最令人恼怒的文章。如果是现在写的，我不会使用同样的语调。我还犯了其他错误：我引用了一个瑞士经济学家的论述，他断言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在干预期间，债务问题就已经得到了纠正。与所有的预期相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保持着繁荣的态势，而亚洲却碰到了麻烦。世界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是一些严峻的事实却没有变化。严格地说，我在1993年描述的“异说”今天依然存在。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还是未加抑制。确实，只要世纪末的美国具有绝对的权力，那么美国媒体的力量就会增加，而不是降低。美国国内对这些媒体有各种非正式监督和平衡的措施。但是在美国之外，美国媒体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如果我可以提出另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观点，我会提出：所有的这些已经导致了西方对亚洲看法的巨大歪曲。西方媒体惟一倾听的声音是其他西方记者的声音。他们中的许多人以硬要别人领情的腔调写了许多关于亚洲和亚洲人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西方保存亚洲某些方面的必要性。在新闻界，根本就不存在公正的表演场地。这就是我相信年轻的西方学生应该阅读本文的原因。

　　我将从一个类比开始本文，同时要对那些此前已经看到此描述的人表示歉意：

　　……从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公民的视角看，人权战总具有一种稀奇古怪的性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人权战就像这样的现象：他们像一艘破船上贫病交加的乘客，超载的客船正在飘向危险的水域，许多乘客将会死去。船长通常是严厉的，有时也会公平待人。一群富有的、衣食无忧、且貌似友善的看客恰好就站在河岸上。一旦这些看客看到某个乘客遭到鞭打或监禁，或者被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他们就会来到船上进行干涉，保护这个乘客免遭船长的压迫。这些乘客还是又饿又病。但是，一旦这些乘客游到堤岸，投到其恩人的怀抱，看客又会坚决地将其递解到船上，乘客们的苦难依然不减。这不是抽象的类比。这准确地描述了海地人的感觉。

　　这正是西方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攻击性地推销其人权理念的许多荒谬之处中的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荒唐事。当我试图在哈佛大学的研讨会上挑战民主、人权或新闻自由的普遍意义时，我发现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了真正的“圣牛”。没有人可以挑战西方的固有价值观。更糟的是，当我坚持我的看法时，我遭到了他们的窃笑、自鸣得意的打量和普遍的嘲弄。普遍的看法是挑战这些概念的任何亚洲人，尤其新加坡人的意图是掩盖其政府的罪责。

　　现在，我就像当时一样确信，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富有侵略性地促进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场战役不可能让生活于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从中获益，或许对发达世界的7亿人民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场战役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困难状况。

　　但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到这个核心论点，人们必须首先消除使这些话题成为西方话语中不可触摸的“圣牛”的障碍。在与非西方人士讨论这些话题时，西方人首先必须承认有意或潜意识里站在“布经讲道”的出发点上了。如果这能够让人得到安慰，那么我要急切地说这种态度并不新奇。《观念历史字典》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态度几个世纪前就存在：

　　专制主义概念起源于欧洲对亚洲政治及其实践的特殊观察：与东方的奴性本质相对照，欧洲在本质上被看作是自由的。专制主义通常与对奴隶制、压迫、殖民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化、解说或质问密切相关。将专制主义归结为敌人可以利用为动员一个政治单位的成员，或者动员一个地区的人民。因此，希腊人将波斯人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基督教的作者同样将土耳其人打上了这样的烙印。通过有目的地反对专制主义的自由战，或者通过历史学家的描绘，这些主张通常就成了基本原理。比如，亚里斯多德这样具有自由传统的学者对其他从未体验到如此快乐条件的学者的强大影响力。

　　21世纪前夜，欧洲对亚洲的这种态度必须终止；道德优越性的观念必须放弃。为了在亚洲人和美国人之间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提出一个亚洲人对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看法。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