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实在不想讨论晚清的人物，因为晚清怎么看也是属于近代史，我们应该说是近人才对，说笑一下。不过李鸿章这个人实在是很有趣也很容易引起话题的人物。所以就想随便谈谈他。

　　李鸿章，有人骂他是汉奸（历史教科书一直以来的说法），也有人赞他是晚清的顶梁柱，为国家呕心沥血（前段时间的《走向共和》是其中的代表，把他刻画成正面人物了。）不 过，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太走极端了些。

　　首先说一点，我反对说掌握着国家大权的就不会卖国这点，实际上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谁都可能卖国，石敬瑭是不是卖国，但是他是皇帝，赵构秦桧是不是卖国，他们一个借用金兵扣押自己的父兄，一个借用金兵打压自己的敌对势力，他们都是卖国，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卖国，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第一位的，至于国家民族是第二位的。当然，前面说的例子都是内忧外患之中，在大部分时期，皇帝还是爱国的（他们不爱国不行啊，国家是他们的，不过不负责任的皇帝很多。）但是大臣就难说了，只要外国给他们更大的利益，卖国对他们来说巴不得。

　　所以目前流行的那个掌握国家大权的李鸿章不会卖国这点是不可靠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十足的汉奸。

　　先看看他的发家，那是太平天国，被曾国藩赏识，后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家，在灭捻军大出风头，之后渐渐执掌大权，左宗棠死后，更是成为清朝的第一执政，主掌北洋，通外交，军务，政务，可以说只在慈僖一人之下，所以说日后晚清的各种决策，他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先说他做的事吧，首先平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些内战虽然是他的发家史，但是这和汉奸与否无关，也不来评论他这些事的好坏，但是有两点对透视他日后的所作所为是很重要的，一是在建淮军时他和对外国军队的战斗力有了认识，使得他建军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购进洋枪大炮，形成了有一定战斗力的新式军队，但是同时他对外国军队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希望少打仗，多谈判。（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二流的，打是打不过的，只有谈判赔银子才行。）二是李鸿章其人，他在内战中的表现实在不好，（不是指作战，作战嘛，还可以，淮军的战斗力是日后下降的）杀降，屠杀平民，无信义，实在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过不苛求他，关键看他执政能力如何。

　　再之后，他力主洋务，到是也做了不少事，建了不少厂，这点比那些只会说话不会做事的清流是好多了。（说实在的，这些清流实在不适合做大臣，建立议会让他们吵吵架，做做舆论监督就算了，偏偏让他们当官。）建立了北洋水师，淮军也渐渐成为了国防的主力。

　　19世纪70年代，沙俄煽动新疆叛乱，这时以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发生了“疆防”和“海防”之争，在这点上要说李鸿章眼光过于短浅，一来沙俄本来就对我们的疆土跃跃欲试，已经四处点火了，假如放弃新疆，沙俄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当然海防也不能放弃，两者本来就相辅相成，李鸿章只重视一点实在偏颇的可以。二来放弃领土本来就是国家大忌，尤其是以财务作为借口，今日有新疆，明日就会有西藏，再后日就轮到东三省，只要有独立倾向的，在外国势力下都可以借用新疆之例独立，而各路爱国人士看到中央不管新疆，只怕会心灰意冷，中国只怕会四分五裂，李鸿章只重海防，实在不是明智的人所为，假如不是因为他看不到，那就是担忧害怕沙俄的战力（以前的恐惧有后果了）却不知有实力才有外交。

　　之后左宗棠于1875出征，稳定北疆，在1880年与沙俄的谈判中获得胜利，实在是振奋人心，之所以说同治中兴，很大程度是这些胜仗，须知，国家实力是靠对抗获得而不是谈判获得的，尤其对抗外国强敌，只有打疼了他们才能好好谈判，这点左宗棠比李鸿章更加明晰国际游戏准则。

　　随便说说李鸿章的外交，李鸿章在外国的外交声誉是不错，但是这不等于他做的很好，外国人的标准并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秦桧在金国人的外交声誉一定不错。）当然，按实话说，李鸿章虽然在外闹出了不少笑话，但是和外国交流还是不错的，这点不能否认。但是他还是不清楚外国的游戏准则（虽然他是当时比较了解外国的中国人），当时的国际准则一向是以实力为准则，弱肉强食，谈判以实力为准绳，而李鸿章一心迷信谈判，希望西方调停，实在是不了解真正的游戏准则。

　　再后面就是中法战争了，这场谈判是由李鸿章主导的，说实在确实是一个糟糕的谈判，在海军覆灭陆军有利的情况下当然应该谈，但是那种情况确实是和战败了没区别。由此看李鸿章的谈判技巧确实不怎么样，比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协议使得国内人心离散，军无斗志。（这点是近代政府很大的一个毛病，宁愿得罪国人也不敢得罪外人，而一般的国家都是以争取国内势力舆论为先，我们正好相反。）

　　再之后的中日战争，左宗棠已死，作战谈判已经是李鸿章一手主导了。（慈僖光绪？他们不管是主和还是主战，最终还是要靠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淮军去打。）这次就全面暴露了他的问题。

　　首先，预测失败，假如他预先料到日本对我国有敌意，那就应该先发制人，在之前对日本发动攻击，或逼迫日本退让，至少也不能让日本登陆朝鲜，但是这些他都没有做到。（不要说什么侵略外国不好之类的事，打别人总比被别人打好，既然为了海防连新疆都敢提出来放弃，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

　　再次，管理失败，洋务造了不少东西，但是最终却不敌日本，这不是银子的问题，李鸿章的北洋在外国存了不少银子这是事实，一方面要国家拨款，一方面建自己的小金库，实在不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忠臣所应该做的，还有淮军和北洋水师，管理松懈，作战一溃千里，管理的李鸿章要负主要责任。既然承平日久，淮军出现暮气，就应该下令撤换主要带兵将领，担心兵权被夺就在内部提拔新人也可。（再说一句话，一支军队不打仗迟早会蜕变的，所以为了保证战斗力必须每十几年打一次仗，当然一般是选择小仗，在战斗中发现毛病和问题，以便解决，比如美国，他们的军队就在不断的作战中积累战斗经验，不打仗就希望军队有战斗力，那是不可能的。）战争的失败也等于是李鸿章的失败。

　　最后，与日本谈判，这点说实在应该算不上李鸿章的错误，实力不济，战争失败所致，不过当时李鸿章遇刺，假如他此次乘势回国，利用此事掀起他擅长的外交干涉，那至少可以少赔一些，但是他还是滞留日本，贻误时机，这点看他的谈判技巧还是差了些，不过最终谈判结果到是不能怪他，毕竟是清廷做下的最终决定，并非李鸿章之过。（日本军进逼京城，清廷害怕了。）

　　中日之战绝对有李鸿章的责任，当然最终的失败也不能全怪他，假如当时西太后和光绪能作出坚持的决策，日本的国力也支持不下去了，（当时各国已经准备介入，假如能支持一段时间，日本无法支持下去，虽然当时有很大的牺牲，但是日后的危害就小了。）而且李鸿章毕竟是汉人，不受清朝绝对的信任。（说句题外话，这也与清朝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关，清朝一直对汉族官员防范有加，假如是一个满族大臣有才能执掌朝政，那只要解决权力斗争，但是假如是汉族大臣，那就要百般限制了，权力之争外还要有满汉之分，汉族官员很难得到完全的信任。假如真信任李鸿章，也不会扶植与他对抗的清流了。满清毕竟是少数，想控制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实在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所以满清遇到强大的外敌，也不敢联合国内力量携手对抗，而是内防汉，外防夷。有时更是宁与外人，不予家奴。这样更加激化民族矛盾，当时太平天国假如以复汉尊儒为口号，满清也难以镇压下去，至于辛亥革命，民族起义的味道更浓于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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