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青年时期就声名鹊起，十四岁(虚岁)入县学，二十一岁中举，是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他的人生规划与成长过程，和传统世家或富家的子弟差不多，读圣贤书，科举入仕，光宗耀祖。同时他从十三岁开始，就随阳明学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学习心性之学，探索人生意义与道德真正理，奠定了自我本身的道德规矩，影响了他后来的出处进退及做人处事的方式。他于一五七一年(二十二岁)及一五七四年(二十五岁)两次赴京会试，虽然未中进士，但仍是意气风发，于二十六岁那年出版诗集《红泉逸草》，不减成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一五七七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面临了他一生副业前途的最大抉择。此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了安排自己儿子及第，企图罗致一批青年才俊，纳入“自己人”的小圈子，以便巩固日后的统治架构，也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建立后援基础，更为迫切的是，张居正身为首相，子弟高中科举，难免瓜田李下，让人怀疑有营私舞弊之嫌。结纳前来赶考的天下名士，一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二来可把应考的精英收在自己旗下，三来又能陪衬出自己儿子这一榜都是高才士，让天下人无话可说。张居正罗致的就有汤显祖及其好友沈懋学，显祖拒绝了邀请，而沈懋学则成了相府贵客。放榜的结果是，显祖名落孙山，沈懋学状元及第张居正的次子嗣修榜眼，一甲第二名。这段经历，对汤显祖当然是打击，但同时也是重要的人生启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尊严，难免要付出沉重代价，尝到苦果。 又过了三年，到了一五八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一五八二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一五八)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一五八三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一五九一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一五七七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一五九三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一五九八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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