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我认为清华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图片资料。但四十年前照相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我们系没有这个力量去收集拍摄。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 “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有些资料您看过了就送给资料室。”他听了哈哈一笑说： “可以，可以，你真是个好资料员。” 我们临走时他又叮问我一句: “林洙，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一吧!”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期刊杂志也多得要命，还有各种新书，有他自己订购的，但多半是赠阅的。还有无数的信件、通知…… 我意外地发现梁公还订了不少文艺刊物，如《文艺月刊》、《收获》……就连《中国青年》这种年轻人的读物他也订，看来他还挺爱读，这些杂志全都整齐地排在卧室的书架上。 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 “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但我发现他脸上竟有一个深长的酒窝。怎么?我从来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有酒窝。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我在小说中见多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现在这双眼睛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看着我，他在说什么?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视线。 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 “什么‘三要’、‘三不要’?” “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 “为什么?” “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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