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也有不同意你的地方，我认为哲这样的孩子，由于他的缺点已经形成，而我们又不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更困难，更得有原则，更得抓住主要问题。比如喝水的事，我就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大错，这也许是母亲的偏见，难道你不能帮助我正确地认识错误吗?

　　而你留下这样的信扬长而去!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一个共产 党员不仅对社会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于家庭则又更多了一层责任。我不认为这会受什么“精力和神经”的限制。

　　你的信我附上，希望“老爷”也再读一读，也许对你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你问我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吗?白天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晚上孩子睡了，再看看你的信想想问题。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我等待着，心灵的这一寒流只有你能把它驱散。

　　眉12.23深夜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1965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1971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她亲爱的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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