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周末举行新生舞会，学生里杂着各色人种，还有一些年长的外籍职员教师也来参加。张爱玲独自靠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杯汽水，她只有一件蓝白花的洋装，普通的剪裁，在这样的新生舞会里，是绝对不出色的。所以她很安心地藏在角落，看那些南洋来的富家女学生，头系发带，穿着蓬松的舞裙，和一些受西式教育举止完全西化的香港青年翩翩起舞。

　　法提玛热心地拉着一位男生走到一群还没有舞伴的女生当中劝道：“快呀！女孩的青春是以秒计算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张爱玲靠窗站着，法提玛就站在她身边问：“你怎么不跳舞？”她讲话的腔调很奇怪，是洋腔里混了不知是沪语还是粤调，乍听就令人好笑。

　　张爱玲反问：“你怎么不跳舞？”

　　法提玛的大眼睛里光彩熠熠，她嘻嘻笑着说：“问得好！因为我把男伴都借给别人了！嘿！你比我高，你做我的男伴正好！”

　　张爱玲有些困窘地说：“我不会跳舞！”

　　法提玛马上回嘴：“太好了！我不会走路！”张爱玲觉得这个女孩简直妙透了。

　　法提玛对张爱玲介绍自己的家庭：“我妈妈，天津；我爸爸，锡兰！卖珠宝，在南京路有一个店！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张爱玲很快地接上去说：“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她和法提玛（张爱玲后来给她改名炎樱）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两个少女最喜欢结伴领略香港旧街的风情。她们靠在天星码头渡轮的栏杆边上，天色昏黄，一种咸腥的海味随着潮湿的海风迎面袭来，有海鸟的叫声伴随着。渡轮上忽然有一个黑人随兴地吹起自己随身带的萨克斯，张爱玲和法提玛都转过身来看，那自由舞动的手指，自我陶醉的快乐，旋律伴随海潮和船上发出的汽笛声融在一起。第一次，张爱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还是自由的，她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一股强烈的悸动，让她相信自己活着是有足够的理由。

　　三年以来所有的伤害与压力仿佛被香港湿热的海风蒸散了，带走了，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相信还有未来。她转过来面对着海，不让法提玛看见。她看向远方，不够远，她还要看得更远。

　　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女生们被学校赶到地下室里躲避轰炸，惟独不见炎樱。张爱玲和舍监到处找她。她的室友说她去上环看电影了，舍监大为震怒：“她疯了！难道不知道在打仗吗？”

　　终于她们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仍是那首“Over the Rainbow”，突然一声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舍监的吼骂声在黑暗空荡的浴室里回荡：“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站在舍监身边的张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的恐怖的一种嘲讽。

　　清晨时分，空气是止寂的，疲累的人在一个仓库里倒头四处睡着。

　　张爱玲蜷缩着身体，身上盖满了杂志报纸。轰炸时远时近，地面时有震动，他们至多是睁一睁眼，或挪一挪身子，又继续睡，战争不能惊动他们。

　　张爱玲冷得下巴直哆嗦，她睁开眼，看到一对男女坐在靠门边的两个圆凳上，两个人彼此痴痴地望着，对着彼此傻笑，他们那里仿佛是春天，一点也不冷，炸弹也听不见。

　　在学校医院里，做看护的张爱玲见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果。下午的阳光直射在一个垂死病人的脸上，他张着嘴好像要挠痒挠不到的模样。张爱玲站在他面前，百般不情愿地看着他，不知能做些什么，事实是她什么也没做就走开了。

　　吃饭的长桌成了临时病床，送来这里的都是受伤的街头流民，苍蝇在他们的头上飞着要去叮发烂的伤口，他们成了苍蝇和蛆虫的食物。张爱玲每天要经过他们一遍又一遍，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长疮流脓溃烂，嫌恶发自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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