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颂今自述：

　　音乐会开幕之前，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真没想到开一场音乐会，事情会如此之多。演出当天下午走台，歌手、主持、伴舞、剧场、灯光、音响，还有一大帮工作人员，一大群媒体记者，友谊剧院聚集了几百人。人们来 自各个单位，许多人互不相识，非常忙乱。音乐会的一切都由组委会在张罗，我妻子挑大梁，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组各司其职，我太多过问也是多此一举。可我就是这种劳碌命，不过问一下无论如何放心不下。我想到余贞一老师在音乐会前夕，还能放下一切，去教孩子们练发声，真是福气。但愿我也能像他，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写词作曲甚至睡大觉去。可我不是余贞一老师，我根本办不到。

　　我想起几年前北京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位叫王玉田的儿童歌曲作家，在北京音乐厅开个人作品音乐会，因为太忙碌、太紧张，加上兴奋过度，演出进行当中就倒下了，心脏病突发，音乐会还没结束，他已经不幸去世。我非常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王玉田，因为当时连续忙了半个多月，又累又紧张，我觉得自己已是心力交瘁，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

　　下午彩排的时候，全国各地来了许多电视台与报刊的记者，一边看排练一边找人采访。周亮刚从广西梧州演出后赶回广州，没回家直接进了友谊剧院，行李放在观众席的第一排。有记者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采访周亮，她委托另一个演员帮她看行李。岂知她刚离开，那位歌手又被另一帮记者请走了，行李忘了看，不知被谁顺手牵羊拎走了。一同被偷走的，还有小曾的一个背包。

　　周亮毕竟是个年轻女孩，发现行李丢了，吓得大哭起来。里面有她的钱包、手机、家里的钥匙、两双鞋以及演出服等物。她担心小偷拿到钥匙后去搬空她的家，因此六神无主。我们一大帮人去劝她，却又不知该怎样劝，颠来倒去都是一些不得要领的话。后来她上台的时候，来不及再准备其他的演出服，只好穿着身上的一套便装上去了。这件事，在场的记者都知道，周亮在台上也对观众道歉解释了。

　　谁知事后竟然有记者说，这场音乐会欺骗观众，明明没带演出服来，却说被偷了。后来有人在“批斗会”上攻击我的时候，说我拿杨钰莹以及某歌唱家的名声招徕观众，是想借机赚钱。

　　其实，羊城音乐花会作为政府组织的艺术会演，它的宗旨根本不是为了赚钱。省音协作为主办单位，开始也没有卖票的打算。后来考虑到属下有几千名会员，如果不卖票，都来找省音协要票，实在无法摆平，这才临时通知我售票。友谊剧院就那么多座位，签合同的时候，剧院就拿走了不少前排位置的好票，组委会还要拿走一部分赠券。演出当天，没卖出的票压在手头，我不能让剧场出现大量的空位，只好到处打电话往外送。直到最后一刻，还没有送完。我又没有时间，只好通知一些亲友同事到剧院门口来拿票。这些人来了，找不到我。而剧院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我的工作人员又不认识他们，不知道该将票送给谁？我只好说，不管是谁，想进来就给吧。

　　开演前我抽空去洗了头回来，在后台见到陈思思，她对我说，吴老师，你一定好兴奋吧，看你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她哪里知道，我已经累得快支撑不住了，真想倒在什么地方大睡一觉。可是不行，我还得硬撑着，在那里忙碌。

　　最令我着急的是有好几个演员没有按时到场。杨钰莹没有消息，蒋某某没有来，澳门的黄伟麟、陈子弘说是下午5点前就启程了，可是到了开演之前还没有音讯。许多的事纠缠在一起，我的脑子乱得像一团麻。

　　最先清理的一条线是：北京的那位男高音歌唱家蒋某某不会来了。

　　与这位男高音相比，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着实令我感动。她年纪已经不轻了，而且她的丈夫正在上海患病住院，她抛下病中的丈夫，不计报酬赶来参加我的音乐会，第二天一大早，又乘第一班飞机赶回上海丈夫的病榻前。后来杨钰莹对我发起“炮轰”的时候，朱逢博还站出来帮我说过不少公道话。人们常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讲信誉，越来越钻进钱眼了，远没有老一辈人那么坦诚执著。像朱逢博，走到哪里都能令人感受她人格的魅力，而蝇营狗苟似乎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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