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颂今自述：

　　1999年7月底，我的音乐会最后确定了具体日期和演出地点。得到这一消息，我第一时间拿出电话本，找到那个红色号码，给杨钰莹打电话。可是无人接听。

　　我听说她在南昌、广州、深圳、厦门、香港甚至是加拿大都有房子，她或许在这些地方 的某一处，可我没有那些电话，只得一次又一次拨打这个红色号码。

　　那时，我丝毫不觉得此事会有什么麻烦。一方面她当面答应过我，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当初她还是个孩子，我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并非出自她的本意，而是受了她身边某些人的不良影响。她爽快答应参加我的音乐会时，我就曾幻想过，这或许是我们之间，一个崭新关系的开始。所以，当时打电话没有人接听，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终于有一次，对方有人拿起了话筒。我说是杨钰莹家吧，请找一下岗岗。对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口南昌话。她有些不耐烦地扔下两个字：不在。我问岗岗到哪里去了。她语气很冲地反问，我怎么知道？接着传过来的便是“嘟嘟嘟”的忙音。

　　隔了一天再打，又是没人接听。我坚信，杨钰莹既然给了我这个号码，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一遍又一遍地打，一天拨打好多遍。终于第二次有人接听了。这次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同样是南昌口音，似乎傻乎乎的特别爱笑。我说我找岗岗。她笑着说她不在耶，然后是一串嘻嘻哈哈的笑，我不明白她笑什么。我又问她哪里去了？她说我不知道耶，又是一长串笑。再问什么，她还是嘻嘻笑着一问三不知。

　　眼见8月份过去了好多天，我开始着急了。我给南昌的余贞一老师家里打电话，余老师不在家，他妻子接的，她帮我查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杨钰莹南昌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杨钰莹的妈妈熊永红。我说我是吴颂今，她只是哦了一声，态度很平淡。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音乐会以及年初和杨钰莹约定参加演出的事。她说岗岗现在不在广州。我说，你能不能把岗岗现在的电话或者手机告诉我，我和她最后落实一下。她支支吾吾不肯。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吧吴老师，我让岗岗给你打电话。我说那也行，便将家里的电话、办公室的电话、手机以及BP机号码都给了她。

　　等了两天，没有电话来。我不能再等了，四处向人打听。分别打电话找她在南昌师范的声乐教师，她以前的同学以及其他有关的人。我所能想到可能与她保持有联系的人，几乎全都找遍了，有的人说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有的时隔多年，我连人都找不到，比如像她的姨父，已经多年没有来往，无法找到。

　　我也曾找过肖秉。年初遇到杨钰莹时，她就是和肖秉在一起录音，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没想到肖秉对我说，他也没有杨钰莹的号码，只是杨钰莹想找他的时候，才会主动打电话过来。我觉得这不太合乎情理，可人家既然不想告诉我，我也没办法。

　　所有的办法试过之后，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只好不断拨打那个红色号码。终于有一天，再次有人接了，接电话的是她的姐姐。

　　她姐姐告诉我，她听说过这件事，不过岗岗最近刚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办移民手续，要坐移民监，半年之内不能离开。我一听急了，说这怎么办？她当初答应过我的，我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她说这样吧，我转告她，让她自己给你打电话。同样的办法我已经试过一次，不灵，我不太相信，因此对她姐姐说，你能不能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直接跟她联系。她还是坚持说让杨钰莹自己和我联系。于是，我第二次将所有的号码留给了她们。

　　和她姐姐通话时，我考虑会不会卡在演出费用问题上面了？有些演员自己不便谈费用问题，有意躲着不见你，目的是让你主动开口谈这个问题或者是找他的经纪公司谈。我对她姐姐说，岗岗从加拿大来回的机票由我们负责，另外，因为没有赞助，全靠我自费，只能付给她1万元的茶水费，没法给她更多钱。同时，我还把最后确定的时间、地点：9月21日晚8点在广州友谊剧院演出告诉她。请她到时候唱一两首歌就行了，具体曲目由她自定，但必须是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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