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颂今自述：

　　1993年，是我心情比较暗淡的一年。因为杨钰莹的事，令我心灰意冷，我停止了包装歌手，因为我不想再次被伤害。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一心扑在杨钰莹身上，却得到那样的结果，我的妻子心里不痛快，和我吵了一架。我向她发誓以后再也不包装歌手了。

　　因为不再忙于包装歌手，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此时，广州的一份日报邀请我担任他们的特约编辑，负责帮他们编一个音像专版，我答应了。报纸的一位副总编也是江西老乡，他请了一帮在广州的江西籍文化人在报社对面的一间餐馆聚会。因为都是江西老乡，杨钰莹又正当红，不少人都听说过我和杨钰莹之间的关系，于是，杨钰莹成了餐桌上的主要话题。

　　大家一直追问我带杨钰莹来广州的往事，我不好保密，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一介绍，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关注此事。

　　这件事搁在我心中太久了，成了我的精神包袱，遇到这样的机会，我就有一种本能的倾吐欲。我开始较为详细地讲述事情的经过。我说，当初杨岗丽在南昌市少年宫的时候，就曾多次唱我的歌，我还曾对她专门辅导。后来，她妈妈又曾两次将她托付给我，甚至特意摆了一桌酒席，有意拜我为师。我没有提起在她家签下师生合约的事，我觉得有关这份合约，一些法律问题我还没有弄得十分明白，因此不便拿出来讲。接着我讲到了在广州推荐杨岗丽，和与新时代谈判以及后来所发生的变故。

　　在场有不少媒体编辑记者，他们听了此事，立即拍案而起。这份日报的副总编当即说，颂今，这事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应该让广大读者明白事情的真相。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整版，你将事情的整个经过写出来。

　　我感到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才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我想不想通过媒体向世人说明真相呢？确实想。可我往深处再一想，感到自己不能这样做。杨岗丽毕竟还是个孩子，事业上刚刚有点成就，此时，报纸用整版的篇幅报道她的负面消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候的社会风气不像今天，如今社会上个别人已经没了是非善恶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当时不同，人们都非常正直，对背信弃义过河拆桥这一类行为深恶痛绝。作为一个歌坛新人，当时的杨钰莹根本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打击，事情一旦曝光，舆论会彻底毁了她。无论怎么说，杨钰莹是我的一个艺术作品，倾注了我许多的心血。如果她被毁了，实际上也就是毁了我自己亲手塑造的艺术作品。

　　我当场就谢绝了媒体的朋友，对他们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如果这样做了，很可能就毁了她的一生，那么，我就成了一个罪人。我自己也有女儿，女儿犯了错误，我肯定不会想到一棍子把她打死，我可以等待，也可以忍耐。

　　后来，媒体的朋友又几次打电话甚至是跑到我家里，做我的思想工作，要将此事曝光。我非常清楚，杨钰莹刚刚开始走红，社会的关注程度很高，此时如果抛出一篇这样的文章，对报纸的发行量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于一个记者或者编辑来说，并不是常常能够遇到这样的新闻，既然遇到了，自然不愿轻易放过。

　　我的态度很坚决，无论如何，不同意将此事闹到媒体上去。他们见我不肯让步，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

　　相反的是，事后我不仅没有将此事曝光，还利用当特约编辑的机会，在这张报纸上我编的音像版面为杨钰莹和毛宁刊登了不少正面报道与大幅彩照，为他们作了大量宣传。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