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颂今自述：

　　1988年8月，我的工作关系已经正式调往广州，妻子调广州的工作单位也已经联系好了。这两件事办妥，我就赶回南昌搬家。

　　那天，我将妻子和女儿送上南下的列车，只等着第二天押送运家具的货车去广州。家搬 走以后，再来南昌，机会就不多了。离开之前给杨岗丽上最后一次课，是我计划内的事。

　　我给南昌师范传达室打电话。首先自然是找珊珊老师，对方回答说，学校已经放假了，珊珊老师家不在校内，没法找到她。我又请他们帮忙传一下杨坚。我告诉杨坚，因为明天就要离开，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南昌，所以想离开之前，再给岗岗上一课。我告诉他，明天上午要装车，希望岗岗早点来我家，否则，钢琴装车了，就不好上课了。

　　第二天早晨，没有等到她，倒是等到了音协的一个通知。原单位省音协的一些领导知道我要走，中午安排了一餐送别宴。杨岗丽没有到，卡车已经来了，只好开始装车。

　　上午11点多，所有东西都已经装到了车上。我心里一直惦着杨岗丽，将音协领导请我吃饭的事竟给忘了。我想，既然杨坚答应了我，她一定会来的，就算有什么事情一时来不及，杨坚也一定会通知我。这最后一课非常重要，无论如何，我还得等。又等了几十分钟，直到12点过了，杨岗丽才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

　　我问她你怎么现在才来？她一边支自行车一边说，上午有课，刚刚才下课赶来的。那时已经是暑假，她为什么要上课，我搞不懂，也没时间问。我对她说，既然来了，我们就抓紧时间上课吧。

　　家已经搬空，房间里连张椅子都没有，尤其重要的是，我要辅导她发音，最好得有一架钢琴。我想起我家对面那幢楼里一位同事的妻子曾老师也是教音乐的，家里有钢琴。她有一个女儿，也喜欢唱歌，曾多次要求我指点一下，可我总是来去匆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这次要给杨岗丽上课，正好可以顺便了结这件事。

　　我在同事家给两个女孩上课，两个司机就坐在她家客厅里等着。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这两个司机还需要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我完全顾不上了，一到钢琴前就忘记了一切。我先辅导杨岗丽，她唱歌，邻居曾老师帮她弹伴奏，我在一旁听。唱完之后，我开始指出她演唱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她那些不足之处。

　　我教得认真专注，杨岗丽学得虚心投入。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别提有多安慰。我很清楚， 这孩子从小的毛病就是没耐心、贪玩、干什么事都无所用心。现在的她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她可能知道，我这一走，今后再要听我的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她或许在经历了几次像华灯杯那样的挫折之后，意识到自己差什么缺什么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有了进步，那种心情，就像久旱的土地迎来了一场透雨，别提有多么畅快了。我想，这孩子终于长大了，我对她所投入的一切，终于有了些微情感上的回应。

　　一个多小时后，最后一课终于完结。我送杨岗丽离开，反复对她说，因为正式调走了，以后回南昌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像现在这样当面教她几乎不可能。我希望她多下苦功，刻苦训练。同时嘱咐她，每隔一段时间，就用录音机录下自己唱的歌寄给我，我会仔细地听，给她指正。

　　送走杨岗丽回来，再匆匆教完了邻居同事的女儿，突然感到肚子饿了。一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不得不向那两个司机道歉，同时猛地想起音协领导请我吃饭的事。我暗叫一声糟糕，带着两个司机匆匆赶到约定的餐馆，推门一看，一桌酒席已经杯盘狼藉，接近尾声。音协的领导和同事们见我来了，颇为尴尬，站起来向我道歉，客气地说等了我很长时间没等到，还以为我自己已经走了。

　　策划人旁白：

　　多年以后，颂今提起这段经历，还是感慨万端。

　　我说：“幸亏当时没有手机，如果有，他们给你打一个电话，知道你为了一个美女学生把他们忘了，肯定会笑你重色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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