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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