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来的这帮行家里手轮番夹击下，联邦调查局驻亚特兰大办公室的特别总管头上开始冒汗。“这听起来怎么像汤姆·克兰西的电影？”他冷笑着说。我盯着他看。“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就是联邦航空局的问题。”他回答道。 “那好，弗兰上将，你说呢？”我转向卡塔尔·弗兰，一名前海豹突击队员，现在负责联邦航空局的安全事务。他出生在爱尔兰，曾在美国海军里服役25年，弗兰喜欢别人叫他“
爱尔兰人”。 “好吧，迪克。我们可以发个禁令，通知驾驶员，在奥运会期间严禁飞越赛场上空。”“爱尔兰人”回答道。 “但如果恐怖分子劫持一架飞机，违反禁令，那又怎么办？”我接着问。 “如果我们从雷达上发现有飞机违反禁令，再通知空军，那就晚了。”弗兰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缓缓地说道。“当然，如果他们关掉了飞机上的雷达应答器，我们几乎没法从雷达上看到他们。你瞧，我们的雷达又不是防空雷达，我们的空中管制雷达只能靠飞机上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确定它的飞行高度。” 接着，国防部的人向我们解释了地方民团法，它禁止在美国国土上使用军事力量。司法部吉姆·雷诺兹的话更有帮助，他说地方民团法也可以不用。“就在亚特兰大”，几年以前，为允许陆军特种部队协助平息监狱暴动，这项法律已经被放弃过一次。“那好，可还有一个禁止击落民用飞机的国际公约，我们也是签字国。击落伊朗客机以后，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一后果。”国防部的人回答说。 “好吧好吧。那阻止一架被劫持的飞机闯进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任务由谁来负责呢？”我深感挫败地问。 “第一步是不能让他们劫持飞机。”驻亚特兰大的联邦调查局的人提了个建议。 我们返回华盛顿。在路上，我和奥尼尔大声探讨如何让各部再度齐聚华盛顿，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安全做些有用的事情，使用资金，调派人员。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副总统戈尔名义上是奥林匹克组委会主席，但那只是克林顿总统堆在他身上的大量工作之一。利昂·弗尔特是戈尔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对安全和恐怖主义事务的了解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多，于是我们就去找他。 一周以后，美国副总统在一支车队护送下，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奥尼尔已经把一层的大厅辟为反恐安全小组的会场，每个相关部门都将再次提交一份简要计划，说明它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所要起到的作用。我通知了各部，我那天将不再主持会议，改由戈尔主持，会议的规格提高了。 在去埃德加·胡佛大楼的路上，我在车里又为戈尔画了张图。“这是一些你可能要问的问题，”我顺便把上次去亚特兰大时已经提出的问题列出单子呈递给他，“再过一会儿，你看起来会像真的疯了一样。” “我真的疯了。”戈尔笑着说。当看到官僚作风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时，他的反应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相互介绍和简要陈述之后，戈尔从衣袋里拿出问题单。“好，我知道你们都有简报，但我想先问几个棘手的问题……” 结果回答并不比上次好多少。“瞧，伙计们，”副总统说，“我知道，有谢尔顿上将在这儿，没准能把大多数恐怖分子吓跑，可我们没法把他放到每一个角落里去。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更好的计划。”谢尔顿那时是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头，穿着野战靴，在开会之前握手时就高出戈尔一头。戈尔把脸转向我，把我所需要的权力授权给我：“迪克，我要你统管这些事情，必要时可以调用这些部门所有的资源。大家有意见吗？”我们就这样结束了会议。 在海关总署说服国会批准把海军老式的P－3反潜巡逻机改装成空中雷达平台，以监视从南美走私毒品的轻型飞机的计划中，我曾作出过很大努力。我给海关打电话，问他们在奥运会期间是否可以把那些P－3反潜巡逻机借给我们用；我还向他们借能搭载装备127毫米反器材步枪的特工处狙击手的“黑鹰”直升机，以警告或者驱逐那些威胁奥运会安全的飞机。国防部同意与联邦航空局协作，建立一个联合空中管制系统，并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山上部署一座军用雷达。他们还同意安排国民警卫队的战斗机在附近警戒。在说动了财政部总顾问（海关总署和特工处那时都是财政部下属机构）几周以后，我们开始有了空中防卫计划。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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