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邦调查局喜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他们也就不会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惊悚。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白宫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国内事务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情况汇报室的值班军官向我提出来的，“你们这些人处理国内发生的问题吗？”在世贸中心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以及瞎眼教长由此所策划的阴谋，都使这个问题已经不解自明。只要在这个事件中有外国间谍参与，我们就应该把其纳入管辖范围。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麻烦就是这项政策直接冒犯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权。从机构上说，56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只和美国全国的 律师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和现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联系则相对较少。

　　为了处理这个障碍，莱克与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和我一道驱车前往总律师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会见了联邦调查局和珍妮特·雷诺。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想要更好地协调反恐政策，并且使总统随时了解所发生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应该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回应道，从刑事犯罪中所得到情报不能与民事当局共享。

　　珍妮特这位当时我还不熟识的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在她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做着笔记。我一直在猜想，在多大程度上，她已经被那些官员的话所折服，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她会直面这些官员。她曾经在公众面前坦承在德克萨斯韦科围剿极端教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展现了极大的勇气。通过这么做，她实际上承担了由其他部门的警察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事实是财政部的人马首先发动了对建筑物的袭击)。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给了她错误的建议，并最终造成了儿童的死亡。现在，她向在场的白宫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申明：“如果恐怖主义涉及了外国势力或组织，或者可能涉及，调查局应该向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说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莱克和珍妮特都同意签订一份理解备忘录来铭记这一原则。但，他们最终没有这么做。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律师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起草这份文件。然而，这却成为了我们日后行事的重要原则，但是，当我知道什么事或人值得注意时，我会使用“莱克—珍妮特协定”来得到消息。有些时候，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甚至主动地向我们提供信息。但是，通常联邦调查局的人总是把“莱克—珍妮特协定”当成是内华达的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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