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是注射天花和炭疽病疫苗。人长大了，胆子反而越来越小。等我们来到临时隔出来的注射室，看到四五名军医守株待兔一样等着“顾客”光临，我真的有点害怕。要知道，疫苗是由真的、活着的病菌做成的。说不定我本来没事、打了疫苗反而出问题！我感觉所有的肌肉立时僵硬了。一名和蔼的女军医帮我找把椅子让我坐下，不停地拍打我的上臂：“放松，放松，没事的。我女儿才17岁，已经打过炭疽病疫苗。”

　　一个戴着橡皮手套的军医拿着针头走近我：“先打天花的好吗？这种疫苗要打十几针。”他说，“放心，我会保证不让你哭出来。”

　　“他们对记者就是好。”刚巧在旁观的一名士兵说，“还让你坐着。我们打的时候都是排队站着，军医也不说话，好像给动物打针一样。”

　　我还没听说过有站着打针的，立即感觉受了优待，不好意思再胡搅蛮缠。两只胳膊分别打过疫苗之后，有一种烧灼和肿胀的感觉，沉得抬不起来。然后，军医又带我们去看有关天花的宣传片，说疫苗中活跃的病毒大约在21天之后逐渐死去。21天！我想，说不定那时候仗已经打完了。

　　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我问签到处的美军应该怎么联系采访，有什么可以采访的活动。他们除了给我几个电话号码之外也不知道更多，让我自己留意通知栏。我找到通知栏看上面的各种布告，好像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要自己找教室和课程表一样。而后，一个美国人过来问我，是不是随军记者，能不能接受采访。

　　“为什么是我？”在一大群“风尘仆仆”的战地记者中，我完全不起眼。

　　“因为我还没怎么看到过亚洲的记者随军，特别是女的。”就这样，到科威特的第一个白天，我自己还没发新闻，却已经上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

　　被他们打的灯光晃得睁不开眼，采访结束，在一片朦胧中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中国女孩。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你是隗静吧？我是新华社驻科威特的记者洪漫。”

　　做电视新闻的一个好处就是看新闻的人可以认出你，在这样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就显得更求之不得。我连忙找她要了新华社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电话，心想，如果暂时进不了军营，可以先采访一下驻科威特的大使，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洪漫说，自从美军开始大批进驻科威特以来，他们的记者站就忙起来了。原本一共两名记者，一个星期大概就出一条新闻的地方，现在每人每天就要写两三条。而且，总社马上要增派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过来。30出头的洪漫，看上去还像个大学生。工作忙了反而令她很兴奋：“不然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闷死了！”

　　告别洪漫，我们回到酒店开始整理和剪辑当天的两条新闻：一条是我们去报到的情况；另一条是来科威特路上的所见所闻。看着录像带，我想起在飞往科威特的航班上，我第一次和科威特人说话。这是一个先移民到美国、又定居在日本的商人，他因为担心要打仗，所以回来，要把老妈接出国。他提醒我说，不要轻易问阿拉伯人关于萨达姆或是关于本·拉登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谁是支持萨达姆、谁是支持本·拉登、谁是支持美国的。”我现在意识到，在大部分时间没有社会动荡、没有宗教仇恨、没有领土纷争的北京长大，我的世界是多么的单纯和稳定。

　　科威特和华盛顿的时差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的卫星传送时段定在午夜，是华盛顿的下午4点。埋头写稿子，我也没注意到窗外天气的变化。等我们准备好去传送稿件的酒店，才发现门外是铺天盖地的黄沙。“哇！”原来沙尘暴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被呛得一下子说不出话，酒店前台的服务生却是一副处乱不惊的神情，用手抹掉柜台上迅速积淀的一层沙尘后继续打他的电话。

　　我跑回房间，换下隐形眼镜，又找了一条大浴巾包住头发。幸好出租司机看到我恐怖的样子没有被吓倒。他只是笑笑说：“你是新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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