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

　　红姐的追悼会上，这几个女人哭得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是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

　　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出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结果纸仍旧是干的。

　　我想，大概是因为今年开春以来我的好事太多了，开创了自己的广告公司，还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让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泪。

　　已经好多年没有尝过流泪的滋味，上次流泪是追求周家梅的时候在师大校园，这些年在商场混久了，做为一个白领，当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纸。

　　下午出殡的时候，来了十来个人要打“丧伙”（成都方言，指丧事期间打麻将，婚事期间打麻将则为“喜伙”），当时王建南表现得极端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从里面冲了出来，把人家全都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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