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周家梅约会，我面红耳热，无话可说。

　　后来我知道，正是我紧张无助的样子，反而激发了一个女人的怜悯和爱意。

　　在周家梅眼里，我是一个校园诗人。她当然不知道我是冒牌的，其实我后来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冒充的就是诗人。比如要冒充画家，起码需要你会几笔素描，就算不会素 描想冒充后现代前卫画家画抽象画，也得有一定的形式感和劳动状态，比如订画框、绷画布等等；冒充写小说的，就算一个字不写，也必须摆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状态；要冒充搞音乐的，起码要有一两件乐器做为行头；如果要冒充商人，那就更难了，你要有买单的能力，除了职业骗子很少人有这种天份。

　　只有冒充诗人最简单，一只笔一张纸，甚至纸和笔都可以不要，直接宣布你是诗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原因，80年代诗人之多，和90年代的总经理、21世纪的MBA一样，要在大街上找出一个人说他不是都十分很困难。

　　由于诗人与画家、小说家、音乐人等行当殊有不同，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泡妞、打架、流窜作案等等，再加上这个行当有太多冒牌货，所以到80年代末期，诗人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坏的印像，最后诗人也和现在的MBA一样，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你他妈诗人，全家都是诗人”。

　　一进入90年代，当年的大部份诗人已转入“地下状态”。除非遇上同道，像黑社会一样说上一两句江湖切口，否则都不会承认自己是诗人，王建南举例说：如果对方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你就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方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说“一行白鹭上青天”。越无厘头，说明你越正宗。据他所说，只要掌握了这套江湖“切口”，就可以四海为家、走遍天下白吃白喝，每到一处当地诗人管吃管住还要管粉子。就像我现在对待广告公司的甲方一样，管吃喝还要管奸淫嫖宿。当然，这些切口并非无隙可击，经常被人钻空子，曾有一个校园诗人在成都带着一支野模特队在夜总会走穴，只要是诗人到他那里去，他手下的粉子可以随便日。几年来，他接待了中国几乎所有成名的男诗人，事后才知道，那些人全是冒牌的。

　　做为89级大学生，周家梅已是跨入90年代的小“文青”，当年的“文化热”和“诗歌热”虽然只过去了几年，但对于她们来说已是遥远的神话。

　　那个年代的“文化热”却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让每个人叫苦不迭，刚上大学时我们以为，终于成为“天之骄子”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就男生而言，必须在以下几样爱好中选修两门：西方哲学、围棋、吉它、足球。依地域而定，如果是华东地区高校，一般是西哲和吉它，在重庆则是西哲和围棋，在北京高校，至少需要精通以上三门功课。

　　“西哲”在每个地区都是必修课，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几本西方哲学书，就算读清华也不算是大学生。最折磨人的事，西方哲学浩苦烟海：83年流行科学哲学，84年时新弗洛伊德，85年言必称存在主义，86年风行尼采、87年又是海德格尔、88年符号学大行其道，89年最可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流派都在流行-----所以做为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我们这一代最为倒楣，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一大堆，读得似懂非懂，人生道理现在也没有搞明白。当年的我们就像一把筛子，接受了很多思想，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看起来对什么都感兴趣，实际上对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的大学生就轻松了，终于从西方哲学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大家都觉得西方文化已经到了尽头，只有等着咱们去拯救。在90年代，如果一个大学生还知道弗洛伊德，就只能去当作家；如果连海德格尔都知道，就只能去当诗人；如果连本雅明都知道，那就更危险了，就像王建南一样可能什么都不是。

　　以上的东西我略知一二，所以在周家梅面前冒充诗人绰绰有余。

　　那一天周家梅问我，这首情诗什么时候写的？

　　我说就在前几天。她说这诗写得真好，为什么会这么忧伤呢？

　　我告诉她，主要是因为她太美了，美得让我心碎，所以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为了和情诗所写的内容相符，我编了一套谎言，我说在重庆读书时，重庆姑娘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像，我渴望的爱情正是和一位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位姑娘相亲相爱日久天长。但由于大学期间我专心于学习（其实是专心打麻将踢足球），没有机会了却心愿，所以万分绝望。也许正是命运安排我在成都认识了你。

　　周家梅听了我这番话很感动，很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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