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年春天我相思成疾，一筹莫展，王建南借给我的那一堆东西，读起来令我莫名伤感，我似懂非懂，但一句也模仿不出来。

　　更可怕的事，这些东西仿佛是迷幻剂，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相思病开始加剧，对事业不思进取，就像现在电视连续剧里的那些警察一样，多愁善感，对花流泪，见月伤心，拾金不昧五讲四美三热爱、除四害讲卫生、扶盲人过马路、给孕妇让座位帮小朋友系鞋带 ------很多的街坊邻居都跟我妈说：东东这娃娃肯定得了神经病，要不要送“四医院”看看。

　　“四医院”就是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知道这都是被爱情诗害的。王建南告诉我，美国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给情人送玫瑰花时，一般都喜欢附上几句情诗，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要附上自杀的诗人海子的情诗一样。比如说，美国人最喜欢用肯明斯的那首著名情诗：

　　“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它最痴癫最疯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为长久-----它最明朗最清醒/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更为不朽。”

　　或者帕斯的：“你名字的音节/穿过我失眠的钟点----”

　　或者是聂鲁达的：“今夜，我能写出最悲凉的诗句-------”

　　我的确感到万分悲凉，但却写不出一句那怕稍微有一点点悲凉的诗句。

　　这场相思病害了大半年我才恢复正常。经过这番熏陶，我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懂得了很多掌故，基本上可以冒充文化人，让我后来很顺利地进入了广告行业。

　　但是周末快到了，在周家梅面前说了大话之后，我拿什么东西再去见她呢？

　　我只好向王建南求救。我问他以前写过爱情诗没有，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写过。

　　“现在能不能写？”我问。

　　“不能，”王建南很正经的说，“只有爱而不得的时候，才可以写情诗。正在恋爱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很肉麻，没有恋爱的时候写的东西很空洞、很矫情。”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所以我说：

　　“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写的情诗给我看一下。”

　　“不行，它们在一个女人手上。”王建南说。

　　沉默了一阵之后，王建南问，我是不是真爱周家梅？

　　废话！我崭钉截铁地对他说。

　　最后王建南说，他可以替我想想办法。

　　“它们在谁的手上。”我问。

　　“沈秋。”王建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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