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本身自然谈不上公平，有些办得好的杂志、报纸也难逃厄运，一时间，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行业类报刊杂志如流浪狗一般满街转悠。

　　戴晓明对于商机的嗅觉是相当灵敏的，他决定把赚钱的报刊收到自己旗下。但是林越男找到他，林越男说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戴晓明说，你倒说说看，这件事有多复杂？林越男说政府机关办报刊大多是为了找钱，没赚到钱的就不说了，死不足惜。赚钱的自然是这些单位 的钱柜，动人家钱柜是最遭人恨的事，你看方煌和晚报全是按兵不动，难道他们不知道有的报刊卖钱？可是他们都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戴晓明不快地说，我能有今天就是跟他们不一样，老实告诉你林越男，从我第一天到芒果来上班开始就没想过立牌坊，要不也拼不过他们。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林越男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说。

　　“什么意思？”

　　“当初你一无所有，当然可以无所顾忌，现在你家大业大，经不住闪失了。”

　　戴晓明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而是叹了口气。

　　这倒让林越男颇感意外，笑道：“你不是一天到晚都气壮如牛的吗？”

　　戴晓明道：“现在，只要是想做事，必有无形的绳索绊着你，叫人动弹不得。”他嘴上这样说，其实心里想着他也算是做足了功课，却是一点起色都没有，他们去活动的方面鸦雀无声，那么他做任何事也必然有所顾忌。这些也就算了，关键是以他的个性，做冤大头还不被人当回事的感觉特别令他不舒服。

　　林越男是惟一一个能读懂戴晓明的人，她不紧不慢道：“你这种做任何事都喜欢急风骤雨、立竿见影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政治吃掉。搞政治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忍耐，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时间被别人了解的过程。这些都是你最不擅长的。”

　　戴晓明当然听不进这些，他说我做人不可能那么周到。而且在他看来，林越男无非是妇人之见，什么是政治？能够建功立业就是最大的政治。

　　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口气收编了五家赚钱的报刊。

　　《组织生活》是用党费来订阅的，所以旱涝保收。组织部门有人用开玩笑的语气放出话来，谁动我们的杂志，我们就动谁的位置。正如林越男所说，这是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不赚钱的报刊无端被灭，巴不得有人拉一把却无人理睬，肯定对戴晓明有着一股无名火，赚钱的报刊自然是恨透了戴晓明，认为他这是巧取豪夺。戴晓明就是再刚愎自用，也还知道自己远不到无所顾忌的火候，于是他只好同意《组织生活》挂在报业集团的名下，仍旧允许他们自产自收。

　　这下就更炸了锅，不平则鸣，其他被收编的报刊大都是些轻松主题，现在因为拿不住戴晓明便落得拱手相让的下场，恨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戴晓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当戴晓明终于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言行时，他发现人的变异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是说很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或者几件事，它们积累下来，在这期间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可以很轻易地变成一个吃独食的家伙。既然天使已经变成妖魔，是非曲直也就很容易地被庸俗化了，而你那些没有深思熟虑过的举动只会加速这种庸俗化，妖魔化。

　　可惜，当时的戴晓明并没有那么清醒，其实人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不那么清醒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的戴晓明只是深感自己朝里无人的悲哀。

　　慢车就是慢车，咣咣当当地几乎每个站都停，让人有一种毫无指望的感觉。

　　夜深以后，车窗外就变得黑洞洞的，坐在硬座车厢的人大多是草根阶层，看上去横七竖八地睡着，空气很糟，是各种奇怪气味的混合体。列车员早已无影无踪，有人旁若无人地打着呼噜。这时呼延鹏突然醒了，他身边的槐凝仍在沉睡，微低着头，像在做祈祷的虔诚的教徒。而呼延鹏醒后，脑子像水洗过一样清亮，一点都不混沌。

　　老半天他才明白这是因为饿，人饿的时候总是特别清醒。呼延鹏知道他叫醒槐凝也没用，因为两个人落荒而逃，什么行李都没拿，绝不可能有什么吃的。

　　和所有的男人一样，总是在逆境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的另一半。呼延鹏也不例外，他发现自己到沈阳以后就没给透透打过一个电话，他真的是太投入工作了，完全没有时间风花雪夜。现在工作告一段落，他便格外地想念透透。手机早已没电了，打电话肯定没门，可是为什么透透也不给他打电话呢？

　　呼延鹏开始想，透透现在在干什么呢？

　　时间过得很慢，呼延鹏几乎是一分一秒地熬着，体验着从未体验过的奄奄一息的感觉。槐凝终于睁开了眼睛，当她发现呼延鹏神色黯然地凝视远方，倍感奇怪：“你怎么了？”她说。

　　“我已经饿得灵魂出壳了。”

　　槐凝想了想，起身四周环顾了一下，便向一位面善的妇女走过去，那女人睡得正香，槐凝轻轻地推了推她，女人醒了，还以为要查票。槐凝指着她面前小茶几上的塑料袋说：“大姐，能卖给我两个茶叶蛋吗？”塑料袋里大概有十多个茶叶蛋。

　　槐凝掏出钱来，面善的女人半天才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道：“你拿两个去吃吧。”说完调整了一下位置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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