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找不到应有的广播的时候，报上的好评与预报就变成了讽刺。在广播节目改变了以后，广播节目报的预告就一文不值。她明白了，文字的力量在于它们是可以兑现的，能够兑现的文字就像能够兑现的支票，它们是多么光彩多么神气多么令人眼馋！而今呢，作废了，没用了，一文不值了。越是看《广播节目报》上的预告越是觉到了自己的可怜，报纸预告的可怜。青姑觉得奇怪，她并没有指望电台广播她的小说，写得远远没有达到她的理想的小说。是电台硬要播送她的小说，是电台硬要在《广播节目报上》吹嘘她的小说。这一切她连知道 都不知道，没有哪家伟大的人民喉舌的电台会把一个青年女作家放到眼里。电台当然不会预先告诉任何一个作者。是母亲偶然听到广播，是母亲使她半截停止了小解收听起自己的小说。真是可怕，如果妈妈不是偶然听到，她到今日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空中传播，她会与自己的作品失之交臂，她会失去所有的感受，就像一个胎儿没有等到降生便被人工流产了一样。她知道这最后一个比喻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她想到了人工流产，她想到了自己的比人工流产更可怕更血腥的经验，她永远忘不掉那种谋杀的负罪感，那种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自己——没有降生便被谋杀的恐怖。

　　而在听了一次广播以后，在见了阳光以后，在领略了世界的所有美好以后，她多么想活下去，她多么想以丈夫新丧之身－－她认定，小牛的死亡也是她为《阿珍》付出的代价－－继续听阿珍的故事，哲学家的故事，红霞的故事，花明柳暗，谷深潭幽，情迷思远，还有那么多愤激，那么多思恋，那么多眼泪，那么多盼望，那么多死也死得过死得值的强梁！

　　她渴望收音机里继续广播她的小说。她太需要这个广播了。而这一切，突然，没有了。就像办事刚办出了一点兴趣，叫做刚刚得趣，突然停止了。等待高潮的她遭遇的却只是骚扰。正像她没有想过会有一样，她也没有想过它会突然没有。或者是流产，从子宫里刮出来的只是血肉模糊的一团。她的爱情和她的文学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那样地不祥，那样地与凶兆与噩耗联系在一起？从未来的哲学家算起，已经有四个男人死在她的手里了。

　　“我有大罪……”在母亲与继父熟睡以后，她自己对自己说。她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她接着听到了母亲屋里的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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