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智力有50％是遗传的，那么肯定有些基因对智力有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说不出有多少这样的基因。关于这些基因，我们现在所能说的只是：有一些基因是可变的，也就是说，它们在不同的个体里可以以不同形式存在。遗传性与决定论是非常不同的事情。对于智力影响最大的基因完全有可能在个体之间是不变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因就不会导致个体差异。比如说，我每只手上有五个手指头，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原因是我们得到的遗传配方里写明了要有五个手指头。如果我走遍世界去找只有四个手指的人，那么 我找到的人里，95％以上都是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一个手指头的。我会发现，有四个手指不是因为遗传因素，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四个手指都是因为环境原因造成的。但是这不说明基因不决定手指的数量。一个基因可以决定不同的个体拥有同样的身体特征，正如基因也可以决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体特征。罗伯特·普洛民寻找智商基因的“大海捞针行动”，只会找到那些可以用多种形式存在的基因，却找不到那些在所有个体里都一样的基因。这样，他们可能会找不到一些决定智力的关键基因。

　　普洛民的第一个基因标识，六号染色体长臂上的IGF2R基因，乍看上去可不像是一个“智力”基因。在普洛民把它和智力联系在一起之前，它出名是因为它与肝癌有关。以前，它可能被称为“肝癌基因”，这显示了用一个基因可能导致什么病来命名这个基因的错误之处。将来我们总会决定：这个基因抑制癌症的功能和它对智力的影响哪个是主要的功能哪个只是“副作用”。当然了，也可能这两种功能都是副作用。由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有着如此枯燥的功能，让人真怀疑是否有什么神秘之处我们还没发现。它的功能是“细胞内的传输”：把磷酸化了的溶酶体酶从高尔基体【存在于细胞内的小体，对于蛋白质和脂类分子的加工和分类在其中进行。——译者注】运到细胞表面的溶酶体中去。它是个分子水平的送货车。在有关它的功能方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脑电波之类的事。

　　IGF2R是个异常庞大的基因，总共有7473个字母，但是在编码蛋白质方面有意义的那些字母分布在基因组里由9.8万个字母所组成的一段上，中间被没有意义的字母（称为内含子）打断过48次。就好像杂志上一篇文章被广告打断了48次，怪烦人的。在这个基因的中间，有一些重复的片段，它们的长度容易变化，也许会在人与人之间智力水平的不同方面起作用。因为这个基因看起来跟胰岛素之类的蛋白质及与糖的分解隐约有些关系，所以要提一下，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智商高的人的大脑利用起葡萄糖来“效率”更高。在学着玩一个名叫“叠四块”的电脑游戏的时候，高智商的人与低智商的人相比，一旦熟练之后，大脑对葡萄糖的需要量降低得更快。但是这有点像是在抓救命稻草的样子。普洛民的这个基因如果被证明真的与智力有关，也只会成为许许多多的能够用各种不同方式影响智力的基因中的一个。

　　普洛民的发现，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人们可以声明，研究孪生子和被领养的孩子是太过间接的方法，不足以证明遗传因素对于智力的影响，但是面对一个随着智力水平高低而变化的基因，人们很难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这个基因的一种形式，在爱荷华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体内比在一般人体内多一倍，这极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但是它的作用肯定很小：平均来说，这个基因的这种形式只会给你的智商加4分。这就有力地说明这个基因不是什么“天才基因”。普洛民暗示过，他对爱荷华那些智力超常孩子的研究还发现了至少10个“智力基因”。但是，遗传决定智商这一说法在重新受到科学界尊重的同时，在很多角落引起的却是疑惑和惊讶。它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二三十年代使科学声誉受损的优化人种论的幽灵。斯蒂芬·杰·古尔德就是一个对过分强调基因作用持严厉批评的人，他说过：“一个部分由遗传因素而形成的低智商者，通过适当的教育可能会有极大的改进，也可能不会。低智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人的智力下定论。”这是对的，但同时这也是麻烦所在。并不是说人们一看到遗传的作用就不可避免地都成了宿命论者。导致“阅读困难症”【一种因为神经系统原因而出现的学习困难，患儿智力正常，但无法准确、流利地识别字词，常有拼写、阅读困难。——译者注】的基因突变被发现之后，老师们并没有认为这种病没救因而放弃有病的孩子。相反，这个发现促使老师们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去教有病的孩子。

　　事实上，智商测试方面最著名的先驱者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强烈地提倡过：智商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奖励那些有天赋的孩子，而是为了更多关注那些没有天赋的孩子。普洛民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从智商测试中受益的最好例子。在芝加哥地区他们这个大家族里，他这一代的32个孩子中，他是惟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他的好运源自于他在一次智商测试里的高分数，正是这个分数促使他的父母送他进了一所强调学业的学校。美国对这类测试的热衷与英国对它的厌恶形成鲜明的对照。短命而名誉不好的“11岁以上”考试，是英国惟一存在过的一个所有11岁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的智商测试。它的依据是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译者注】的研究数据（有可能还是伪造的）。在英国，“11岁以上”考试在人们的记忆里是灾难性的，它把有些智力很好的孩子打入了质量不好的学校。但是在以“英才社会”自居的美国，类似测试却是那些有天赋的穷人孩子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所需的敲门砖。

　　也许，智商的遗传性暗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次性地证明了，高尔顿试图把先天与后天因素区别开来的努力，从观念上就错了。想想这么一个看上去愚蠢的事实：平均来讲，智商高的人比智商低的人耳朵更对称。智商高的人整个身体都更对称：脚的宽度、膝盖的宽度、手指长度、手腕宽度以及手肘宽度都与智商有关联。

　　90年代早期，对于身体对称性的兴趣又复活了。这是因为它可以揭示出发育早期的一些奥秘。身体的有些不对称性，在人群里是很有规律的。例如，在大多数人体内，心脏位于胸腔的左侧。但是，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不对称性，却是比较随机的，哪边都可以。有些人的左耳比右耳大，另外一些人却刚好相反。这种被称为“起伏性不对称”的不对称性，它的程度，是对于身体在发育过程中受到了多少压力的很敏感的量度：感染、毒素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压力。智商高的人身体更对称这一事实，说明这些人在母亲子宫里和在童年时期身体所受压力比较小。也许他们的身体有更高的抗压性。这种抗压性也许也是有遗传因素的。这样，智商的遗传性也许并不是由“智慧基因”直接决定的，而是由那些抗毒素、抗感染的基因间接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那些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因决定的。你遗传到的不是一个高智商，而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发展出高智商的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怎么能把影响智力的因素分成遗传因素和后天因素呢？明明白白地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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