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应该是通过建立假说然后试图证伪它们而前进的。但是有时候事情并不如此。20年代的基因决定论者们总是在寻找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证据，从来不去寻找可能证伪他们观点的证据，60年代的环境决定论者们也同样总是在寻找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证据，对于相反的证据，他们本应是去积极寻找，但他们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与常识相违的是，在智力遗传性研究这个科学的一角里，“专家”们总是比外行犯更大的错误。普通人一直就知道教育非常重要，但他们同时也一直相信人的内在能力是有差异的。反而是“专家”们荒唐地在走 极端。

　　没有一个智慧的定义是被普遍接受的。智慧的标志是思考的速度，还是推理的能力？是记忆力、词汇量、心算能力？是进行智力活动时精力旺盛？还是仅仅是一个人对于智力活动的追求？聪明人在某些事上可以是惊人地笨——知识面是否广、有没有心计、是否能不撞到路灯柱上，如此等等。一个在学校里成绩很差的足球运动员也许可以在瞬息之间抓住机会作一记妙传。音乐能力、语言能力、揣测别人心理的能力都是能力，但一个人不一定同时具有这些能力。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当代美国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译者注】卖力地提倡过一个理论，把智慧分成许多种，每一种天赋都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能力。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当代美国哲学家。——译者注】则提出，智慧可以分成三类：分析能力、创造力、实践能力。需要分析能力的问题是由别人提出的，问题界定得很清楚，解决问题的所有信息都已存在，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跟日常生活经验没有关系。说简单一点，就好像是学校里的考试。实际问题则要求你把问题认识清楚、表达出来。这种问题常常没有清楚的定义，缺少一些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但与日常生活直接有关。巴西街头的孩子们可能有些在学校里数学不及格，但他们在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数学面前却不比谁傻。对于职业赛马手来说，用智商来预测他们的成绩，结果是很不准的。如果用需要动手的模型来测智商，一些赞比亚儿童成绩会非常好，用纸和笔来测，他们的成绩就会很糟。英国孩子则正相反。

　　学校注重的是分析能力，智商测验也是如此，这几乎成了定义。智商测验不论在形式和题目上有多么大的区别，它们总是青睐具有某一种特定思维的人。不过，它们还是能测出一些东西。如果你比较人们在各种智商测验里的成绩，你会发现它们有一定的一致性。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在1904年首先发现了这一现象，一个孩子如果在一科测验里得到高分，在其他科目里也容易得高分，各种智力能力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关联的。斯皮尔曼把这称为广义智慧，或者简称为g。有一些统计学家提出，g只是统计上的一种托词，只是测量人在考试中的表现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g是民间流传的说法的一种直接量化：在谁聪明谁不聪明这个问题上，多数人的意见往往都是一致的。不管怎么说，g无疑是管用的。在预测一个孩子今后在学校里成绩如何方面，它比几乎其他任何测量方法都准确。在g是否客观存在方面，也确有一些真正客观的证据：人们在做需要检索和找出信息的任务时，他们完成任务的速度与智商是成正比的。广义智慧在人的不同年龄惊人地一致：在6岁到18岁之间，你的智慧当然是在快速增长，但是相对于你的同龄人来说，你的智慧却是几乎不变的。事实上，一个婴儿适应一种新的感官刺激所需的时间跟他今后的智商有很强的关联。就好像是说，如果能够对一个婴儿将来受的教育有一定估计，我们就能在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身上看出他将来的智商。智商分数与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有很强的关联。高智商的孩子好像能更多地吸收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

　　所有这些不是要肯定教育无用论：学校与学校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学生在数学和其他学科上平均成绩的巨大差异，显示出教育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智慧基因”不是在真空里运作的，智慧需要环境刺激才能发育。

　　现在，就让我们接受这个一看就有点愚蠢的关于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几种智商测验的平均得分——“g”——然后看看这个定义把我们领向何处。智商测验以前很不精确，现在也离完美很远，还谈不上真正客观，因此，各种测试的结果比较一致，就更显得不可思议了。如果智商与某些基因的联系透过被马克·菲尔波特（Mark Philpott）【当代美国哲学家。——译者注】称为“不完美的测试之雾”都能够显现出来，那就更说明智力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另外，现代的测试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客观性更强，也更不会使受试人的成绩因文化背景和是否懂得某种专门知识而受到影响。

　　在20年代，以优化人种为目的的智商测试达到高峰，当时关于智力的遗传性还没有任何证据，它只是对人们进行智商测试的那些专家们的假设。现在已经不同了。智商（先不说智商到底是什么）的遗传性已经在两种人里检验过了：孪生子和被领养的孩子。不管你怎么看，研究结果都叫人吃惊。在什么决定了智力这个题目上，所有研究都发现，遗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时尚，就是把孪生子从一出生就分开，特别是如果想让别人领养他们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这样做时并没有多想，但是有些人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的动机是科研：去检验并希望能够证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人的个性取决于孩童时期的养育方式和环境，与遗传无关。最著名的例子是纽约的两个女孩，贝丝和爱咪，她们一出生就被一个极富好奇心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分开了。爱咪的养母是个很穷的人，很胖，没有安全感，没有爱心，所以一点不奇怪地，爱咪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内向的人。这正符合弗洛伊德理论的预言。但是，贝丝也成为了这样的人，跟爱咪一模一样，尽管她的养母富有、安详、愉快而有爱心。20年之后当贝丝和爱咪重新见面的时候，她们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小得简直看不出来。对于她们二人的研究，远没有证明养育在塑造我们性格方面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证明了天性的力量。

　　研究被分离开的孪生子，最初是由环境决定论者开始的。但是后来他们的对手也开始用这一方法，代表人物之一，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从1979年开始，他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被分离开了的孪生子，并利用测试他们的个性与智商的机会让他们团聚。同时，其他的研究则注重于比较被收养的人与他们的养父母、亲生父母、同胞手足之间智力的差异。把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把成千上万人的智商测验结果集中起来，就得到了以下这个表。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百分比，代表的是两种人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百分之百的相关性意味着两人智力完全一样，百分之零意味着两个人的智力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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