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误导你们，而且一直在破坏我自己定的规矩。作为惩罚，我应该把下面这句话写100遍：

　　基因的存在不是为了致病的。

　　即使一个基因在坏了的时候会致病，大多数我们体内的基因都没有坏，它们只是在不同 的人体内有一些区别。蓝眼珠基因不是坏了的棕眼珠基因，红头发基因也不是坏了的棕头发基因。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等位基因——是遗传信息中同一个段落的不同形式，对于环境有同样的适应性，都是“合法”存在的。它们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基因有不止一种形式。

　　好了，该停止东一下西一下地拨拉那些杂草了，到了集中精力对付那丛最枝蔓缠绕的灌木的时候了，到了对付基因森林里最粗壮、最扎人、最密不透风的那丛荆棘的时候了。这就是智力的遗传性。

　　这丛荆棘最有可能存在于第六号染色体上。1997年末，一个大胆的（也可能是傻大胆）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说，他在六号染色体上找到了一个“决定智力的基因”。这确实需要勇气，因为不管他的证据多么有力，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决定智力的基因”这种东西有可能存在，更别说相信它们真的存在了。他们之所以怀疑，不仅仅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方面的科研被政治化，任何提及智力的遗传因素的人都会被人“另眼相看”，也是因为大量的生活常识说明智力有非遗传因素。自然母亲可不放心让一个或几个基因去盲目地决定我们的智力，她给了我们父母、学习、语言、文化、教育，让我们通过这些去塑造我们的智力。

　　但是，罗伯特·普洛民（Robert Plomin）宣布，他和他的实验伙伴们在智力的遗传性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发现。每年夏天，都有从全美国挑选出来的一组智力超常的孩子到爱荷华州去度夏令营。这些孩子的年龄在12～14岁之间，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在做学校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当高的天分。在去夏令营的五年之前他们接受智商测试的时候，得到的分数比99％的人都高，他们的智商高达160以上。普洛民的研究小组认为，如果有一些基因能够对人的智力有影响，那么这些孩子一定拥有这些基因的最佳形式。他们取了所有这些孩子的血样，开始用第六号染色体DNA的片段做“鱼饵”来钓智力基因这条“鱼”。（他选择了第六号染色体，是因为他从以前的研究中得到了些启发。）渐渐地，他发现这些孩子的第六号染色体长臂上有一小段DNA序列往往跟普通人的不一样。并不是每一个聪明孩子在那个地方的DNA序列都与普通人不同，但是带有这个不同序列的孩子多得足以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这个序列位于一个名叫IGF2R基因的中间。［1］

　　智商的历史并不让人乐观。在科学史上的所有争论里，很少有像关于智慧的争论那样充满着愚蠢意见的了。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是带着不信任和偏见来谈这个话题的。我不知道我的智商是多少。我上学的时候测过智商，但是从来没人告诉过我我的分数。因为我当时没意识到那个测验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没抓紧时间做题，结果是我只来得及答了一小部分题，分数应该高不了。当然话说回来，我没意识到测验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本身就不像是聪明人干的事。这个事件让我对用一个数字来衡量人的智力这种十分粗糙的做法失去了敬意。想在半小时之内测量出智力这么一件复杂的事，在我看来很荒唐。

　　事实上，最早的智商测验出发点就带着偏见。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人类学家、优化人种论者。——译者注】最早开创了用研究孪生子来把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分开的办法，他一点不隐瞒他这样做的原因：

　　我的目的是要记录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由遗传而得到的能力，家族和种族之间的不同，以了解人类历史允许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用更优良的人种去代替那些不够优秀的人种，以思考用适当方法来完成此举是否是我们的义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快地推进进化的过程，避免因为把进化完全交到自然进程的手中而引起的焦虑。

　　换句话说，他想把人当成牛那样有选择地繁殖。

　　但是，智商测试在美国才变得真正丑陋起来。H·H·戈达德（Goddard）【20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家。——译者注】把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发明的智商测试题搬到美国来，让美国人和未来的美国人接受测试。他满不在乎地总结道：很多从国外来到美国的移民不仅仅是“白痴”，而且训练有素的专家一眼就能把这些“白痴”辨别出来。他的智商测验主观得可笑，而且题目对中产阶级和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有利。有几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知道网球场的正中间有一个网子？他一点都不怀疑智慧是天生的：“每一个人头脑的能力和智力水平都是由精、卵细胞融合的时候染色体的结合而形成的。这之后，任何因素都不会对其有什么影响，除非是严重事故破坏了染色体。”

　　持有这种观点的戈达德明摆着是不正常。但是他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展了足够大的影响，以至于他被批准去测试那些刚刚到达爱丽丝岛【美国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岛，过去从欧洲乘船到达美国的移民要先在该岛办理入境、检疫等手续。——译者注】的移民。他之后还有些人比他还极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亚尔克斯（Robert Yerkes）【20世纪美国比较心理学家。——译者注】说服了美国陆军让他给招募来的上百万新兵进行智商测验。尽管陆军根本没有太在乎这些测验的结果，这些测验却给亚尔克斯和其他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讲坛和数据。他们的意见是，智商测验可能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对国家也很重要，因为它能够轻易快捷地把人分类。在陆军里进行的这些测验，最终影响了国会，于1924年通过了一个限制移民法案。这个法案严格限制了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人数，根据是这些地区的人比在1890年以前占了美国人口大多数的北欧移民要笨。这个法案的目的跟科学没有一点关系。它更多地反映了种族的歧视与工会的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它在智力测验这个伪科学中找到了借口。

　　优化人种论的故事我要留到后面一个章节再讲，但是一点不奇怪的是，智力测验的历史背景使得大多数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者，对任何与智商测验有关的东西都有很重的不信任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钟摆摆向了与种族歧视和优化人种论相反的方向，那时候，智慧的遗传性简直成了一个禁忌。亚尔克斯和戈达德那样的人把环境对人的能力的影响忽视得如此彻底，他们居然用英文试卷来考非英语国家的人，用需要书写的试卷考那些文盲——这些人在接受考试的时候才第一次拿起笔来。他们对于遗传性的相信是如此一厢情愿，以至于后来的批评者们都认为他们的主张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归根结底，人类是具有学习能力的。他们的智商可以受他们所受的教育的影响，所以，心理学也许应该假设智慧没有任何遗传成分：智慧完全是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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