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阿姨不用问也知道这事一准是李峰干的。这么有创意的坏事全幼儿园也只有他干得出来。李峰是个可怕的犯罪天才。幼儿园有个新来的胖阿姨不知 深浅罚李峰在太阳底下站了半个小时，结果第二天李峰就在那个阿姨的椅子上放了一枚从家里偷来的图钉。幸亏那阿姨屁股上的肉多，没扎到骨头和静脉血管。尽管如此，胖阿姨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吃饭还是坐车，都只能直挺挺地站着，即便是做爱，她也只能采取女上男下的姿势了。这倒是便宜了她老公。

　　现在回想起来，李峰杨柳和余娟这三个人和我都挺有缘分的。尤其是余娟，仿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总是把她推向我的视线之内，而每当我试图和她零距 离接触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就出现了。

　　幼儿园“毕业”后，我进入江阳县第一完全小学就读。由于父母都忙于挣钱，没有重视我的小学教育。我所在的一年级六班有九十多个学生，据说是江阳县 一完小一年级六个班里面最差的班级。十年后在江阳街上有点名气的流氓和妓女，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个班上出产的。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放眼 望去面前黑压压的全是脑袋，上课时我必须站着才勉强看得见黑板。其实，看不看得见黑板我倒不太在乎。因为那时的我已经达到小学高年级的水平了。我的大姑妈冯江霞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在江阳一所乡镇小学任教。我上幼儿园之前，她经常把我带到她的学校里去玩。她上课时把我抱进教室，让我坐在课桌上。我和那些小学生一样，不哭也不闹，偶尔还举手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我出生后不久便被三个姑妈当成了宠物，我想可能是因为她们小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因此才翻来覆去地玩我以弥补她们童年的缺憾吧。而我那时长得大眼睛大脑袋的，看上去比同龄人聪明得多，因此也就更加好玩了。我刚学会说人话呢，就被姑妈们逼着背诵乘法口诀表和唐诗三百首了。背不出来或者背错了，她们就会拿筷子抽我的手掌心。神童就是这样炼成的。由此我得出结论：在某个神童的背后，一定有一群凶悍的姑妈。在这些姑妈当中，打我次数最多下手最重的是小姑妈冯江雨。有一回我的爷爷冯青云问我：乖孙儿，告诉爷爷，三个姑妈中你最喜欢哪个？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喜欢小姑妈！冯江雨在一旁听见，摸着我的头喜滋滋地问：你为什么最喜欢小姑呢？我这样回答：如果我不说最喜欢你,你就要打我。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不到六岁，瘦得像个猴，个头也不高。我的同桌张彭比我大两岁，比我高出半个头。张彭是我在一年级六班唯一的朋友。我俩住在 同一条巷子里，一起上学，放学后一同回家。张彭在念小学一年级时比我听话多了。我经常变着法子逃学和旷课。那时由于学校教室有限，一年级和二年级都只上半天课。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放假。反之皆然。我抓住学校这个漏洞，经常性的逃学。我假装记不住学校的上课安排，比如那天一年级应该是上午上课下午放假，我在校外玩了一上午，等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在全校师生惊愕的目光注视之下，我背着书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校门口。我一拍脑袋，惊呼：唉呀，我还以为是下午上课呢！然后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痛心疾首的样子，钻进一年级六班的路队里，站队回家。

　　我的这一套伎俩很快便被见多识广的班主任陈老师识破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陈老师是一个满脸横肉的青年妇女，扎两个牛角辫，喜欢把衣服的袖子 卷起来露出粗壮的胳膊。如果再戴上红袖章的话，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女红卫兵的形象了。陈老师对付调皮男生唯一的办法便是拧他们的左耳朵。她对左耳朵情 有独钟，因为她是一个标准的左撇子。我的左耳朵长期处于外力拉扯的状态下，看上去比右耳朵大了很多。据说左耳朵比右耳朵大，这是判断你是否是陈老师调教过的学生最为有效的参照物。就像古代的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在奴隶脸上烙下特殊的标记一样。我就这样颠三倒四浑浑噩噩地在一年级六班混着,终于迎来了期末考试。数学试卷发下来后，我稍稍瞟了一眼，便发现题目出得很白痴。比如有个价值二十分的填空题，前面写着一二三四，后面写着六七八九,中间留个空让你填。我觉得出题的老师如果不是白痴的话，那就是他把我们当白痴了。我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打下课铃的时候，我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交了张白卷。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