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赵捷约会了两次，也上过床了，但刘元一直没找到恋爱的感觉。

　　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温柔的、泼辣的、冷淡的、热情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如今连太平洋都蹚过了，还能找着真正的水么？所以赵捷一说起那些爱不爱的，他就浑身难受，怎么听怎么像撒谎。赵捷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除了腰长腿短，没什么明显的瑕疵，她一天跟刘元通一次电话，每周末跑过来睡两晚，刘元笑着陪她逛街，笑着陪她吃饭，笑着do他想do， do完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搂着她光滑的身体，想起当年的韩灵，想起那个叫程露的妓女，想起他床上躺过的那些同样光滑的身体，他有时会这样问自己：这世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作爱情吗？按刘元的收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上千元，但实际纳税不过几十块钱，公司的工资制度非常精明：只有基本工资纳税，而这基本工资只占10％，其他的都是补贴：职务津贴、住房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日本鬼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员工权益，其实不过是避税的借口。身为公司的高级主管，刘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威风，实际上一直是被怀疑、被排斥的一族，每天只处理些鸡毛蒜皮的事，完全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那些该死的皇军，跟他去嫖妓时点头哈腰的，一谈到晋升，谁都没拿他当盘菜，即使像狗一样忠心都没用，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可见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刘元也清楚：就算在公司做到死，也绝没有可能再升官，日本鬼子压根就信不过你，能当个职能部门的总经理，已经是顶了天了。

　　那是1998年9月份，刘元发了他在鹤堂公司的第一顿脾气。南山分厂新招了一名叫刘晓梅的会计，刚上班十几天就被炒掉了，本来按公司规定，炒人是刘元的事，要出报告、发通知，还要进行离职谈话，一定要让员工滚得心服口服。但这次炒人，刘元却一直蒙在牛皮鼓里，直到半个月后才知道。为这事他把南山分厂的孙厂长骂了十几分钟，老孙在电话里十分委屈，说我有什么办法，是总部通知我这么干的。

　　刘元一愣，知道此葫芦里必有丹药，心思转了转，说你马上联系刘晓梅，我要跟她补一次谈话，然后给老孙上课，“你知道什么叫人性化管理？这就叫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之后，他就走开了霉运。根据刘晓梅供述，公司有重大的偷税嫌疑，恐怕每月都要偷个几十万，然后列举了两笔可疑的付款凭证，说她就是因为看到这凭证多问了两句，所以被灭了口。刘元不懂财务，曲曲折折地审问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不管刘晓梅说的是真是假，公司都脱不了犯罪嫌疑，否则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日本鬼子胆敢再次犯我中华，这事非同小可，上关乎国家气运，下关乎自己的房产证，去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就能有什么好处。刘元当年虽然当过积极分子，但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早就明白了“票子比气节重要”的道理：没有票子，哪来的气节？有了票子，还管他什么气节。

　　十天后，他一脸严肃地找鬼子老板摊牌，像修权伍一样开口就是外交辞令，说离职员工刘晓梅投诉公司偷税，希望公司能及时给她答复。那个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熟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歪着脖子想了半天，说刘君你知道的，鹤堂公司从来都没违犯贵国的法律，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只能怪贵国的法律不够完善。这话挺气人，刘元梗着脖子坚持，说我还是希望公司慎重处理此事，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太君笑了，色眯眯地盯着他看了一分钟，阴恻恻地说：“贵国有个成语叫“投石问路”，刘君，你不是在问路吧？”刘元被说中了心思，脸微微地红了红，知道该表态了，说我这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另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希望公司能够真正地尊重我的国家。”想想有点惭愧，到公司四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说自己是中国人，以前从来都只谈“以公司为家”。日本太君喝了一口茶，表情不咸不淡的，说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公司一定会慎重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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