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1908—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

　　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战法，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

　　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

　　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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