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之后，他给大哥的信中又提起了要写《春梦》的想法。大哥1930年3月4日给他回了信：“《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般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之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大哥还说，他急不可待地等着读它，还提到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那是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但是巴金知道：大哥虽然赞成他写《春梦》，虽然爱

他，却不能说怎样了解他，两个人所想像的要写的这部小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大哥想谴责的，是具体的个人，而巴金要鞭挞的却是制度。但不论怎样说，大哥的这封信对他是极大的鼓舞，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十九年，积累了那么多的爱和憎，他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他要写出他的感情，他要把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他要用小说拨开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他常常背诵鲁迅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来，给他能看见自己的腐烂……”

　　这部小说的腹稿前前后后酝酿了三年，终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催生出来了。那时，上海《时报》想要刊登长篇连载的小说，编者吴灵园就委托一位在世界语学会常常见面的朋友火雪明向巴金约稿，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巴金高兴他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就一口答应下来。1931年4月18日，这部小说开始在《时报》连载。它没有用《春梦》这书名，改题为《激流》，后来交开明书店出单行本的时候，才改名为《家》。

　　那时，他和朋友索非夫妇同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索非夫妇住楼上，他住在楼下，就在楼下客堂间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索非一家迁到他任职的开明书店编译所附近的提篮桥去了，巴金就搬到二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位朋友离开上海的时候送他的一张破旧的小沙发。这书的后半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方桌上完成的。

　　这本书原是写给大哥看的。他还预备把报纸汇集起来，保留一份寄给他。不幸的是大哥没有看到它的发表和出版，他没有能够读到小说的一行字，他的生命正好结束于小说开始发表的那一天。4月19日，巴金收到成都来电，得知大哥已于前一天服毒身亡。而得到电报的那个晚上，第六章的原稿还不曾送到报馆去。这一章正好集中讲“大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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