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巴金还完成了另一个中篇《死去的太阳》。在将它编入全集的时候，作者称它是“失败之作”，是“废品”。他遗憾这部作品“太幼稚了”。不过，他又承认这“失败之作”产生过影响，因为它也传达出了一部分青年挣扎着前进的声音，“虽然幼稚，但它们又是多么真诚。”“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死去的太阳》序)

　　这部小说以五卅惨案为背景。主人公吴养清目睹了南京路上的大屠杀。他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他受上海学生会的委派到南京活动。南京的工人和学生携手罢课罢工。他在南京外交后援会上遇见了少年时代青梅竹马的女友程庆芬，七年分别，程已与别人订婚。这次重逢二人才发现彼此相爱很深。痛苦中程悒郁而死，吴养清却渡过了感情的波澜。工人教育了他，王学礼这些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感动了他，他在实际斗争中走向成熟。他觉得王学礼并不曾死去，他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太阳，“依然会和第二天的黎明同升起来，以它底新生的光辉普照人间”。

　　这部小说的情节，尤其是吴、程相认的穿插，似乎有点不脱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窠臼。而且，一个已经走向社会的健康而富有青春活力的姑娘，会因为不能与心上人结合，几天之内就病弱憔悴而死，编造的痕迹也太明显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利用“五卅”发生那年在南京求学时的见闻，写出了南京的学生、工人规模空前的爱国群众运动。正如他在序中所说的，这书中的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他“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申诉自己底悲哀了”。这是他创作的变化，也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他曾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断地挣扎，同样，我在创作里也不断地挣扎。挣扎的结果一定会给我自己打开一条路。”(《雨·序》)

　　这时，《灭亡》发表了，好评如潮。但是巴金并没有受到鼓舞。他不止一次地翻开他在巴黎、马赛和归国的海船上写的《春梦》和《一生》的片断，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才能了，他为写作无法继续而苦恼。就在这时，1929年7月，他的大哥来到上海。他们分别六年了，这次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日子。父母早逝，长兄当父。这次见面，他对巴金更流露出了深深的手足之情，大哥常常谈起过去的事情，唤起了巴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使他了解到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旧家的历史。有一回，巴金说要拿大哥做主人公写一部《春梦》，大哥以为他在开玩笑，不置可否。然而这话一经说出，他却好像在死胡同里看见了一线亮光，这个想法使他非常兴奋。他发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公，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取用不尽的材料库。于是，他下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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