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笔战中，巴金对自己的认识充满了自信心，“在抗战后的六年半中间，我始终跟我的同胞在一块儿生活，我同他们一起欢呼过，也跟他们一道受过苦，我有权利在这里用中国人的名义讲话”。在经过战争的磨练之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更深厚，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态度更坚定。那个意大利鱼贩子的希望不应落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标准，也是人类追求的道德目的。

　　这年4月，在论争告一段落后，巴金意犹未尽，他在回复一个青年朋友“怎样写作”这个问题的时候，谈的却是《怎样做人及其它》，巴金劝他不要相信赖神甫人是富于自私的动物的话，他说人的自私与贪欲，社会的不满、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他又重复他衷心折服的两位先哲的观点：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谈到他自己怎样做人时，他引述了他喜欢的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的话：“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对于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

　　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金从克鲁泡特金那里继承的一贯的伦理观在抗战时更加散发光芒。他衷心接受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观点：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之花。他一直在用行动实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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