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小说，分量重一点的当数《猪与鸡》，这是作家用纯熟的四川方言写成的抗战时期四川都市的风俗画。几年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据当年中央通讯社调查工人生活指数，1942年8月上半月合战前指数，重庆是43倍。小说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写出了普通老百姓度日是如何艰难!

　　巴金本来想在“小人小事”这题目下写十篇《猪与鸡》一类的文章。1942年5月他由桂林

去重庆的途中，在贵阳旅馆里又写了一篇《生与死》。1945年在重庆着手写的《女孩与猫》，到上海以后才完成。《生与死》写的是贵阳一家烟纸店的年轻的老板娘死于庸医误诊的故事。《女孩与猫》写的是一位从香港逃难到桂林的广东籍小姐，对一只猫产生了很深的爱怜。这只“浪漫”的爱过流浪生活的猫和小姐都有一种落寞的情怀。1946年，他把这五篇作品辑成了《小人小事》一书，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这书的“后记”中他说：“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说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一些渺小的事而已。”几十年之后，巴金说：“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并不在于少数戴大红花的人。四十年代开始我就在探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写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点理解。”作者的这几句表白，当有助于读者对这一组作品的理解。

　　在那艰难的战争年代，作家也同人民一道受难。印刷、纸张，无一不困难，出书真是难极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金还是在想为朋友印书。他在1942年6月4日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告诉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四川印了沈从文的散文集《昆明冬景》和沈夫人张兆和的小说集《湖畔》，只是“纸张比桂林还要坏，这是无法的事”。在这封信中，巴金向老友倾吐了自己的心情：

　　我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么。

　　正是这种对我们民族潜在力量的信心，正是这种正义必胜的信心，给了巴金在艰难环境中工作的力量。

　　1943年12月，巴金在桂林和从香港来的英国神甫赖诒恩有过一场辩论。先是赖神甫12日在《广西日报》的副刊《漓水》上发了一篇《在西方的山巅上》，文中引用了侨居美国的林语堂《啼笑皆非》一书中的观点，指摘人们“特别关心提高世界生活标准，而忽视了提高道德标准”。巴金在17、18日《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个中国人的疑问》提出异议。接着赖又发了《走向较好的世界》重申自己的观点。26、27日巴金又发表《什么是较好的世界》……论争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赖认为“个人的自私心”是万恶之源。巴金则认为生活决定道德，“只有改善生活条件，才能提高道德水准”，他说对挨冻受饿忍苦的人民空谈“道德标准”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里面没有同情，没有爱。他说宗教也不是提高道德标准的办法，宗教能给人以心灵的慰安，却不能满足人的饥饿。“要消除贫困必须先使生产增加，分配合理。对于战后民族和人类的前途，也是首先应该解决提高生活标准的问题。这在目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战后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过了这样的大战事、大残杀、大轰炸、大饥荒以后，复兴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生活问题的解决，人第一需要食粮，然后才需要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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