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做编辑是从法国回上海的第二个月，1929年1月，他化名马拉为自由书店编《自由月刊》。自由书店是由几个同情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人捐款办的。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这是采用日文译本的书名，颇不易解。后来巴金将此书重新译过，采用了俄文本的书名《面包与自由》)。在刊物的开场白中，巴金代表编者说明，这是一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是“书店和主顾(读者)的通讯机关”。上面除了给书店出的书做推销广告，也发表一些译作，如普希金的诗、赫尔岑的回忆、左拉的小说等。刊物大部

分文字由巴金执笔，这刊物也只出版了五期，到4月就停刊了。1931年1月至7月，他和友人卫惠林又合编了一个刊物《时代前》，共出六期。这个杂志仍是“介绍思想”的继续。以上编的都不是纯文艺刊物。编文艺刊物的经验也有一点，那是1933年9月下旬，到北京访友，结识了一批学者和青年作家。10月间，恰逢靳以和郑振铎筹办《文学季刊》，巴金也曾参与编辑工作。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发现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曹禺比巴金小六岁，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的图书馆写完这个剧本后，交给了朋友靳以。靳以想发表它，编辑部有人不同意：一个大学生的习作，幼稚、不成熟、充满巧合……这样一来，它就在靳以的抽屉里冬眠了，直到被巴金发现。那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巴金成了被它深深感动的第一个读者，数百页的原稿纸，他流着泪一气把它读完。那个专制的残酷的家在雷雨之夜毁灭了，他感到一阵舒畅，领略了艺术的美的享受。他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被别人喜欢，于是力排众议，推荐剧本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这是两位著名的作家半个多世纪友谊的开始，也是巴金这位文坛伯乐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最早的事例。

　　这些美好的回忆使巴金对“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产生了向往。也许这正是回答“我能作什么”的一次机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朋友的约请，1935年8月上旬回到上海，开始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十四年的编辑生涯。从此，除了个人写作，他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里，他组织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著译，发现与培养了许多文学新人。

　　巴金和何其芳初次见面时，何还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喜欢写诗的大学生。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辑中出了他的第一本作品集《画梦录》，这是诗与散文合编的仅有几万字的薄薄的小册子。后来巴金又为他出版了散文《刻意集》和《还乡杂记》。何其芳1938年去了延安，在他身上再也找不见《画梦录》作者的痕迹了。巴金感慨道：“他留下的脚印我看得十分清楚。”在何其芳逝世后，巴金含泪重读他的《北中国在燃烧》长诗的片段：“为了他给我唤起的崇高的感情，我衷心地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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