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萧乾正在这《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的编辑，看到那篇短评后，放下报纸就去质问老板。老板诡称不了解情况。萧乾一怒之下表示辞职不干。巴金同仇敌忾，全力支持他。说：“辞职了决不会让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后来《大公报》重新登了一篇也不署名的悼念鲁迅的文章，用行动挽回了一些影响，萧乾才没有辞职。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鲁迅先生逝世时巴金仅是三十出头的青年，而今已是九秩老人。

几十年间他写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二十多篇。常常提说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还是先生的葬礼：灵柩上覆盖着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人们悲声低唱安息歌；来自民众中间的七八千人，从远近的地方被吸引到这里来，自动地走进送殡的行列，伴着他们敬爱的人直到他长眠的墓地。巴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葬礼，这种真正的民众的葬礼。

　　1937年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发排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全书800多页，已全部校对并出了清样。然而“八·一三”上海全面抗战爆发，人员走散，出版业务完全停顿了。眼看着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日子临近，巴金十分焦虑不安。他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又与承印该书的科学印刷所商量：先交二百元印刷费，余款待书出后陆续付清……当10月19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举行纪念会时，巴金带了十册刚刚装订好的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纪念集赶赴会场，他将其中的一册端放在了许广平的座案前面。

　　巴金说，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1982年巴金的腿摔伤了。但还是有一个心事未了：他想最后去看一次鲁迅的故乡。1983年10月，他从杭州坐汽车去绍兴，车上带着代步的轮椅，黄源和黄裳陪同他，女儿小林、女婿鸿生随侍照料。在三味书屋、百草园拍了照片。在留言簿上，他写下了深藏已久的心里话：“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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