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从巴金作品中洋溢的爱国感情，从他多年来的政治态度，毛泽东觉得巴金并不像通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感到“奇怪”。

　　毛泽东对巴金的这个印象，可能一直保持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巴金受到很大的冲击。到1973年7月宣布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可以让他搞点翻译，每月发给生活费”，算是一次“解放”。他能得到这个宽大待遇，大约和毛泽东说了话有关。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很客观、很符合巴金的实际的。1987年10月巴金对访问者说：

　　“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

　　但是巴金执著于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在他的心灵中一直占据着神圣的一隅。他肯定的已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献身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了。例如1936年8月，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一封信中，攻击了巴金，并指斥中国的安那其行为卑劣。巴金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介绍了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

　　那种人从来不曾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不写文章，不办杂志。他们的言行不见于小报。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我的行为带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惯，甚至我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和我的信仰多少有点冲突，这样我还配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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