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有：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这是一本被人广泛阅读的名著。巴金说它是科学的头脑与革命者的热情之结合的产物，它是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综合的表现，其实也可以说是他全部知识的一个明确的提纲。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全书十六章，因为篇幅过长，中译本分上下两编出书。凡宰特的自传《卖鱼者的生涯》，巴金称凡宰特是自己的先生，他是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译成此书的。他说，这小小的自叙传乃是血和泪的结晶。这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

　　著作有《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出版。巴金觉得，在中国简直找不到一本极其浅明而有系统地解释安那其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书，于是立意自己来写这样的一本。他参考了柯克曼新出版的《安那其主义的ABC》，它的长处是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而缺点，据他看是太理想主义了。他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介绍克鲁泡特金所阐明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本书序言中他说:“这本书里面缺少煽动的热情，只有理论的解释，这不是一本宣传的书，这是一本解释的书，它的目的只是在用极其浅明易解的话语给人们说明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主义又不是什么。”

　　但是他接触的多是外国的无政府主义。他坦白地承认，在他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写作时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所以他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所标榜的最终目的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至于怎样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甚至就根本没有去研究这种办法。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日益壮大之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失去他们活动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当巴金一次又一次表示想舍弃写作，做一些“更痛快”的事时，却始终未能如愿。他在1933年4月写给他三哥的《我的呼号》中痛苦地承认：“我所希望的机会终于连影子也不见了。”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对他也变得越来越空泛模糊。《新生》发表之后，他曾预告要写它的续篇《黎明》，但一直没有动笔。他考虑了很久，仍然不能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他找过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他不想再写乌托邦的小说，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