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春天，巴金与三哥李尧林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的书，因为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学校也不能给他们发毕业证书。于是三哥想出一个主意，和巴金一起到上海去求学。大哥和继母希望他们通过深造以复兴家业，也同意了。这年5月下旬他俩乘船出发往上海。虽然离别了生活十九年的故乡和亲人，心头不免感到悲哀，但是有理想在前面向他招手，船行在夜幕笼罩的江面，他好像看见一盏闪闪发光的红灯在前面引路。那时，他写过一首小诗《黑夜行舟》：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呵，

　　请挨近一些儿罢!

　　此情此景，是他出川时起伏思绪的写照。到上海后，兄弟俩考取了南洋中学，分别编入二、三年级。他们感到该校五年学制太长，便改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住在北门桥鱼市街石城中学的一间屋子里。条件很艰苦，他们用小皮箱做凳子，在一张破方桌上微弱的煤油灯光下苦读。除了学校的功课，巴金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追求。1924年5月10日在《春雷》第三期发表了一个《芾甘启事》：“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21号。”他广泛征求资料，目的是系统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然而所得十分有限。从这时开始，他自己着手翻译一些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著作。1925年至1926年间，在《民钟》13至15期连载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在《民钟》14、15期登了阿利兹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社会学的基础》等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些通俗文章，例如《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以及等于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的《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还写了简明的《五一运动史》，翻译了柏克曼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等。

　　这一时期他虽去学校读书，却好像成了职业活动分子。不过主要还是从事理论探讨，并在这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偏颇。比如他在《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中歌颂“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中最动人的最光荣的一页”，歌颂那些为了理想和他人献出一切、视死如归的俄国革命青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死便是达到他们革命目的的方法”。此前写的《无政府主义与暴行》也说过“刺杀一两个食人者总可减少贫民的痛苦”。后来他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中却对太乙的“无政府党人以杀害有特权者为义务”的意见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这时巴金虽然尽自己的所能，搜求无政府主义的资料，也做了一些普及宣传的工作，但对这有国际背景的社会思潮，仍像是在雾里看花，若明若暗。他强烈希望出国研修无政府主义运动史。这时中国正处在被称为“大革命”的北伐战争中，为了在理论上武装自己，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加上朋友们的帮助，他实现了1927年的法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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