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南书和警方记录文字中，妓女被斥责为法律和秩序的颠覆力量，她们从男人的腰包里掏钱，并让他们显示城市大男人能耐的种种努力告吹。而在有关性传播疾病（花柳病，性病）①的讨论中，她们甚至变得更加邪恶。性病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许多相互交叉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欧美国家在上海等城市中的代表机构，都设法使他们的国民避免在“肮脏的”中国人口环境中受到卫生方面的威胁。教会医院中的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也一道致力于确立西医的权威和体制，并对中国的传统医学竭尽打压之能事，使之不得抬头。指南书上就

有这样的告诫，要人们在危险的城市活动和交往中注意防范，不要得病。中国形形色色的革新派作家——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都把花柳病视为对于中华“民族”和对妇女的一种威胁。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妓女被描述为引发这种疾病的最致命的渠道。但是，这一渠道所指的方向却因讨论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花柳病作为一种征兆，它所反映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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