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八所办公的，还有行政处、警卫处的部分单位和工作人员。

　　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门诊部，在这一带办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孩子，患点小毛小病，都在这里诊治。这个门诊部规模不大，只有几位医务人员，主任是郑学文，医生有刘杰、马苏高，还有一位医生，就是那个80年代末到美国，出版了那本许多内容由美国人操刀的回忆录的李志绥。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说，有一位住在瀛台的工作人员，患流行性大脑炎因误诊耽搁而死亡。此事在中南海引起小小的震动，瀛台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建筑群很近，门诊部的主任因此被撤换，他自己随之调进中南海门诊部。

　　李树槐女儿李延梅印象里确有患大脑炎其事:“我的弟弟也是在那段时间患大脑炎的。我家住丰泽园内，周围都是中共领导人，为防止传染他们，我妈妈就带着我弟弟搬到了丰泽园外、隔着一座桥的瀛台住了。”

　　在这一带占办公室最多的机关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及几位副处长的办公室，处办公室、警卫科、保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都在这里。但警卫科的人整天围着自己警卫的首长转，难得有暇安坐在办公室里。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大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间，还有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就是由公安部聘请的、给领袖保卫工作做顾问指导的苏联专家。

　　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好，苏联对帮助中国的保卫工作现代化、正规化也很重视，来的这两位专家在国内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负责食品和保健的，叫斯乔宾，是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师；一位是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叫尼契耶夫。

　　两位专家住在公安部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上班在中南海警卫处。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条例和规定，有些是有参考价值的，但也有一些过于繁琐，把首长警卫搞得过于神秘化。

　　例如斯乔宾，他对工作的确很负责任，整天手里拿着块白手巾，到处擦，发现哪里有一点灰尘和油渍，就要对有关人员批评一通。

　　他还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须化验，不问来源。警卫处方面则强调控制来源，抓供应基地，封闭经营生产，让敌特没有下毒的机会，减少化验的工作量。但斯乔宾比较死板固执，为此经常发生争执。

　　负责警卫指导的尼契耶夫，也搬来一些脱离中国现实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许多类似沿着中南海围墙内装一圈探照灯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中共领袖那里，显然是通不过的。警卫处方面都没有样样照办。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走了。

　　在警卫处办公的院落前面，有一片空场。保健科成立时担任科长的徐福静的长子张纪宇，还清晰地记得在这片空场上发生的事。

　　那是在1951年。在这一年的3月3日，山东省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在一次军区政治部会议上遭人刺杀。刺杀他的人叫王聚民，是“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

　　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被刺杀的案件，在建国后实属罕见，惊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为此拟写了一份党内通报，希望“引起全党警惕”。毛泽东在通报中写道：“据山东分局几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

　　为防范再发生这类事情，毛泽东提醒全党：第一要“严防反革命的报复”；第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

　　根据毛泽东通报的精神，中南海警卫系统从此将此事作为警卫教育的重要事例，中共中央办公厅还要求各单位，非警卫人员将个人保留的枪支上缴，当时称之为由警卫部门“代管”。刚从战争年代过来，当初这些干部都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许多人都有枪，有的人还不止一两枝。连田家英这样的秀才，都有一枝挺漂亮的手枪。

　　“代管”的通知发出后，各单位都开始了收缴工作。康辉说：“我在我爸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木箱子手枪，哪个国家的、什么型号的都有，是机要室里的老机要们的。”

　　各单位收缴后，都送到警卫处保管。送到警卫处的枪，种类样式就多了。有步枪、有卡宾枪，有长枪、有短枪，有老式的、有新型的，还有各种规格的。收齐后的一天，警卫处将这些枪晾在办公室前面的空场上检点。

　　“我那天恰巧从那里经过，看到一地的枪，各式各样，眼都看花了。男孩子，见了枪不摸一摸就手痒痒。我走进枪堆里，捡起这枝摆弄摆弄，拿起那枝比划比划。恰巧一位常在蜈蚣桥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走过来，我认识他，就举起手中的枪对着他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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