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