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老先生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老先生，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蒙胧的时刻，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愈来愈急促，愈来愈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大约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叫我换班，我睡眼蒙胧中觉得我才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叫我换班，实在有些费解：“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

　　原来，在晚上8点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老先生身边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老先生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我被李大伟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

　　严家淦等人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老先生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老先生新买的进口救护车，我们正把老先生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突然响起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移灵的车队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蒋中正一生为权力所累，到他昏迷过程当中，还在呓语中念兹在兹地提到要“反攻大陆”，如今思之，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然而，他毕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关他的评价，后世史家自有公论，不必我等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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