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先生做题为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状态的演讲。

　　谢有顺：谈这个话题之前，很多人留意一个现象，中国的作家普遍面临中年困境的问题，中国作家从现代文学开始，那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期写的，进入中年之后，有一些人不写了，有一些人即便还写，可能和他个人的写作史也没有标志性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来考察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际上是代表着当代文学，或者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谈到青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它肯定代表着某一种的希望、活力，一种勇气、勇敢。所以青年代表着这样一种希望，所以我们会发现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一生批判很多东西，唯独他从不苛责青年，他对青年乃至怀着一种善意、怀着一种希望，可能也是他看到未来希望、活力，可能凝聚在青年人的身上。

　　从远一点说，从三十年的角度，确实中国当代文学每一次的变化，几乎都是由一般青年所发动的，并且最终所完成的某一种文学的变革，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稍微考察就会发现，其实青年在进入创作的时候，他一直有一种求变的渴望，就是变革的渴望，或者说有一种解放的渴望，在解放的同时，同时也会形成新的压力，文学在进行不断的解放，同时产生新的压抑，在又一次解放的过程中运动。所以从这几十年来青年在求变或者是变革作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条非常清楚的线索，就是通过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变革，让我们看到，文学在处理一些题材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可能性。

　　比如说新世纪初期的时候，无论是朦胧诗人还是一批小说家，他们崛起之后，确实改变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也改变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看起来好像是文学某种功能性的改变，其实也发生在文学的内容。再往后，到了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样一批20来岁，甚至比现在的80后都要年轻的作家，像余华、苏童、格非，确实也改变了文学和语言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形式、语言、实业这些一些东西成了当时的主题词，让大家意识到，在所谓写什么的基础上，确实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被提来出来。再往下从新写实，或者说包括有一批所谓的新小说家，也改变了文学如何处理经验的方式。再往下像理性文学，像70年代人的出现，改变了文学处理欲望和身体等词语的关系，到了80年代，可能他们的出现，这种断裂感，或者这样一种变革有更加本质、甚至有更大的一种变化，待会我也会说到后面这一次断裂和变化。

　　从简单的表述里面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新世纪这几十年，如果要说青年的文学还是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从写什么，到怎么写。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怎么写好像是文学当然的题中之意，近年来像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好像又是题材的东西，好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又回到了写什么的问题。所以写什么重要、怎么写也重要，这可以看到文学内部发展的线索，你说像朦胧诗开始的时候，确实一方面是写法上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写什么方面也有变化，所以前天我和舒婷对话的时候特别的谈到，像舒婷他们写了植物，像橡树、木棉花等等，所以这些植物的变化，不仅仅是符号的变化，其实还包括着一种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觉得在整个三十年里面，应该说贯穿的非常的明显，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又回到了写什么。可能写什么的问题泛滥之后，文学怎么写的问题可能又一次被提出来。但是到了近些年，就是80后的出现，尽管用年代来命名一个写作群体是很机械的，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些作家的兴起，从根本意义上确实锻炼了我们前面很多经典的文学观念。80后的一些作者，虽然我不像白烨老师他们有专深的研究，他们不但在写法上有变化、写什么上有变化，连作家出场的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可以说和前面都完全不同。

　　我们知道以前的作家，基本上是依靠杂志、评论家、文学史这么几个要素塑造出来的作家，像白烨老师说的三四五六七都是杂志加评论家塑造出来的作家，到了最年轻的作家，没有谁是通过杂志走向文坛的，也确实不太在乎我们这些评论家怎么说他们，同时也不会关心文学史怎么写他们。所以在他们的视野里面，他们出场的方式、崛起的方式里面，像出版社、读者见面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