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请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谈一下三十年中国文学期刊的情况。

　　李敬泽：我一直从事文学期刊工作，我想我主要从切身经验谈起。中国的文学期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整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得到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只有三本文学期刊，一本是《人民文学》，那个时候刚刚复刊，一本是《解放军文艺》，还有一本是上海的《朝霞》，到了80年代早期，中国的文学期刊就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省一级一直到地市级，几乎没有文学期刊的地方大概不多，而且文学期刊在80年代初的影响力达到了世界文学传播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个可以从刊物的印数、销售上可见一斑。据我所知的人民文学，1982、1983年的印数是达到了143万份，我最近看一个材料，“收获”在80年代数也达到140多万份，这还属于在80年代初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包括纸张、铁路运力的紧张，还要限制，说这是限制性的物资，不能再多印了，我想文学期刊在80年代早期的巨大发展，确实是给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复兴、繁荣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期刊是塑造80年代、90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基本的力量。

　　关于它的影响，它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活的一种塑造性影响，我想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我也不一一在这里重复。但是仅仅就我所想到的。贺教授刚刚讲了很多文体的问题，中国的文体是不断建构的过程，现代汉语不过百年，仅就小说而言，也不能说真正有了体，举一个例子，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们过去基本上只有短篇小说，50年代我看过目录，明显标出中篇小说的大概发过两部，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不在我们的文体里面。

　　即使是到了70年代末，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是1977年到1978年，这个时候没有中篇小说评奖，实际上我们现在看80年代初的很多小说，所谓短篇小说放到现在看，肯定是中篇小说，肯定要归到中篇小说一类去。像有些作品你现在投到人民文学，我肯定算是中篇小说，但是在当时都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文学期刊体制的发展和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断言是我们文学期刊体制塑造了中篇小说这个文体。这个过程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80年代就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过程，它主要是由于我们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催生了、进一步推动了中篇小说的繁荣、发展，或者说它推动了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觉醒和成型。我自己看了一些目录，直到80年代末，由于在文体上比较有守成意识，我们从来不标这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是一概为小说。好多现在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都是在这二三十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期刊的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塑造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个或者是更重要的作用，80年代包括90年代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文学期刊影响着中国文学，它的判断、它的审美趣味，它对我们精神生活的观察，它对文学创作潮流的推动，我觉得毫无疑问都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我就不在此重复了。

　　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也是常常觉得当我被选择来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关于文学期刊相对的暗淡，这里有着众所周知的认识、观点和论述。我们的很多学者谈到文学期刊的时候、总是说80年代是多么的辉煌，90年代是多么的暗淡，包括我们谈到文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种看法。就文学期刊销量的指标来说，严格的下行不是在90年代，最严重的下行都不是发生在90年代，我在90年代分到小说文学做编辑，从85、86、87年开始中国文学期刊的销售开始下降，那个时候下降量是很大的，今年掉了三万，明年掉了五万，后年就掉了六万，那个时候都是几十万，掉个三五万不当回事。第二个当时的文学气氛还非常的热烈，大家谁还想到还有市场这个事？想不到这个问题。当然每次下行我们还是很忧虑的，我们还是采取措施，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整体性的框架里面来考察，这个是没有的。

　　最近我也让我们的发行人员专门给我编了一个人民文学从80年代到现在的发行流程，真正这个曲线下来，最厉害的也是差不多85、86、87、88这几年，并不是我们的很多教授想当然的以为的，反而是在90年代有下行，都是在90年代下行的过程中出现的。这里有很多想当然的见解，80年代后期的这种下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真是没有细想，但是就我的直观观察来讲。到了人民文学这种刊物到了140万的时候，必然是要下行的。想一想在我们80年代的时候，即使是市里面的文学刊物也能发行十几万，全国的文学期刊加起来的总发行量大概是上千万，是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民读文学期刊这确实是让人吃惊的。它的下行本身就以为着我们改革开放、我们整个文化环境的发展，包括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包括他们闲暇时间的支配都已经变得更复杂、更丰富。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种下行很大程度上也很文学自身的演进有关系，基本上85、86年开始的这个大规模的下行过程，正是和我们文学自身、我们退出更大的文学领域，认为文学应该建立一个区域，和这个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得失利弊，我觉得确实也可以作为一个课题，供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然后真的到了90年代，到了90年代文学期刊的境遇、文学期刊的困境问题几乎变成了老声常谈，其实情况也要比我们想象的、看到的复杂得多。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文学期刊的经营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市场，一部分也是由于旧有的体制、机制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甚至至今也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家国营企业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还依然是一家80年代的国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我们怎么走向市场，你们为什么会走向市场，我觉得本身就是不了解情况。但是话又讲回来了，我觉得文学期刊在经历了整个90年代的波折之后，就文学期刊的主体部分、这些领先的主要文学期刊，都是维护住自己的那一份市场，都是占有了自己的那一份忠实的读者，不能说他们或者是我们在市场上是完全不成功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文学期刊的命运在9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以来，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是期刊的命运，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中的象征性焦点。90年代末期大众传媒兴起、网络兴起，整个文学的生态、整个文学的发展体制，整个写作者的基本生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文学期刊之所以老被提起来，老被作为一个问题提起来，是因为文学期刊被视为传统文学秩序的代表。

　　前几天有一位网络的记者采访我，说请你发表点看法，我说什么看法？最近的译文停刊了，我和一个记者聊，你有什么看法？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不行了，其实他也不想谈译文，他之所以找到我，总而言之完全是要论证现在在我们网络的时代，你们这些传统的文学期刊就是不行了。后来我说，我没有必要接受你的采纳，你很有观点了，你不过让我论证说你行，我不行，我说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时代网站天天在倒闭，没见你们做新闻，倒闭一家译文，你们就当新闻来做。这个问题变成更广大的文化博弈中的焦点。所以我现在认为文学期刊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让我越说越复杂的，不是我十分钟就能说完的，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的问题、转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怎么发表作品的问题，它也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着什么样的文学生态，这样一个基本期望和基本信念的问题，它甚至广义上说也是我们的文化政策问题。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学期刊应该怎么办，或者是将要怎么办，好像也不是我在这里应该大谈特谈的问题，我只想说一点：

　　重温文学期刊30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学期刊需要像我们80年代初的那些老前辈学习的根本点就是说我们依然要勇敢的肩负起对中国文学的责任，我们依然要有充分的自信去选择标准，艰难的思考、艰难的探索，然后作出判断，在这种判断中，逐步的形成标准，把这种标准推广到大众中去。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编辑本就是这么做的，当年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知道这个作品是该发不该发、能发不能发，当然这有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标准或者是文学的判断，整个文学发展潮流的形成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现在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可能正在实行这种自信，我知道媒体也好、包括我们自身也好，批评家们也好，常常大谈标准，老是讲现在是没标准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没有标准，标准在哪？对有些人来说，譬如说当顾彬先生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就说顾彬为标准，或者说曹雪芹为标准，托尔斯泰是标准，这些是背景，而不是标准，标准我们无法和轻易的和懒惰的从我们的前辈大师那简单的引用，否则我们就都不要活了，我们现在把鲁迅摆在这里，曹雪芹摆在这里、李白摆在这里，我们谁都不要活了。真正的标准就在我们的手里，这个曾经是80年代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付出的努力，而且卓有成效的实行起来。如果中国的期刊还有前途的话，真正考验我们的、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可能是我们还有没有这种探索标准的信念和能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