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接踵而来的一个新问题是：打工虽然给农家带来了收入，改变了家庭经济贫穷面貌，但大多数打工家庭夫妇长期分居，家里孩子老人要照料，田地要耕种，很多家庭只好选择一人出去打工，一人留守在家，夫妻长期分居，如何解决孤男寡女精神上孤独寂寞、生理上的性饥渴和性心理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于是，在一些打工族家庭中悄悄出现另一种“临时夫妻”。

　　这种“临时夫妻”的最大特点是不PK掉自己的配偶，而是以保全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不拆散原有家庭为道德底线，打工在外的男女或留守在家的男女与另一异性以“性伙伴 ”或者“临时夫妻”生活方式组建一个临时家庭，他们或暗或明的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照应，以此来填补由于夫妻长期分居所带来的感情生活和性需求的缺位，而当夫妻团聚时，“临时夫妻”即自行解体，男女双方仍与自己的配偶过夫妻生活。

　　采访归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打工潮中出现的“临时夫妻”，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婚姻形态就像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令人迷乱困惑，人们不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

　　依我看：“临时夫妻”当属一种“灰色婚姻”，它介于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应当”和“不应当”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合情不合法”的行为。

　　饮食男女，性生活，是人的本能和生理心理需求。“临时夫妻”暂时填补夫妻长期分居状态下出现的夫妻生活需求的真空地带， 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乡民婚姻生态伦理道德开始呈现多样性、复杂性和现实性。

　　我在P村与农妇们聊天时，她们告诉我： 在她们村里有一个湾子，很多人出去打工了，留守在家的男人和女人有的就走到一起了，这种风气在湾里相互影响、相互传染，以至这个湾里出现了好几对“临时夫妻”，所以，村里人都戏称这个湾叫“小香港”。

　　这个湾里有一对“临时夫妻”，女主人公叫“梅”。

　　一天，我访谈了梅。她40来岁，长得很标致，也许是长久没人和她聊天的缘故，我们初次见面，她的话就特别多。

　　梅说：“我丈夫在汉口打工，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二儿子，小儿子。女儿当年考上大学，没钱供她读书，当时丈夫重男轻女，想牺牲姑娘，就不准女儿读书，丈夫动员女儿出去打工，我女儿自尊心强，嘴巴比我还会说，是刀子嘴，女儿在家抗议，一个星期不吃饭，绝食，天天在家哭，最后，我心软了，支持女儿出去读书。但女儿上大学期间，患了乳房多发性囊肿，手术费、药费花去1万多，二儿子也考上大学，小儿子上高中，家里只种了五亩多地，现在我家最缺的就是钱，村里人都说我的孩子有出息，名声好听，可我心里滴泪。”

　　“我的三个孩子还在读小学时，因为经济负担重，丈夫就到武汉去打工一直到现在。丈夫出去打工，每年腊月二十几才回，初八就走了，其余的时间都不回来，丈夫是打经济算盘，回家一趟要花路费，要掉工，一趟要损失好几百块钱。丈夫在武汉建筑工地上打工，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建筑工地拉沙、拉砖、倒混凝土，今年，每个月是1100元的工资收入。我到他打工地去，看到他在工地上就像奴隶在跟奴隶主干活一样，身上穿得像乞丐，手粗糙得像锯子，脸晒得像非洲人，施工时包工头像吼百叉子(讨饭)似的。他每天干12个小时，天天晚上加班，住的是用三色塑料布在江堤上搭的棚子，夏天天气热，棚子里比外面温度还高，一个棚子有的住几十人，有的住一百多人，是铺挨着铺，丈夫过去总不准我去工地上看他，他是不想让我去看到他的狼狈相。丈夫今年春天狠心花280元买了个手机，结果用了300块钱的手机费，他心疼，用了半年，又250元将手机卖出去了。我去了以后，丈夫带我到旅社里去住，打工的只能住15元一晚的私人旅社，条件很差，望着男人在外打工，实在是造孽，回来后我大哭一场。”

(编辑：玲玲)

文章摘自《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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