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2016年06月03日14:38  新浪读书  微博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来籍籍无名,如果不是1896年张謇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四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的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250两。以后先后6次,他又买下3.4万多步地(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1918年,当一个叫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县图志》说,1920年,唐闸人口已近万户,人数接近5万。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范围内之前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中状元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授意他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订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此前外资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十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到过朝鲜,却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说服自己的其中一个理由,即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他“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六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厂名“大生”。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的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是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000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无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50万两商股,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可还是进展不顺,上海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这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宣怀领的一半另在上海浦东办了一家纱厂),大生的25万两股本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头衔姓氏。10月17日,两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四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书箴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作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去。办新式工厂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由此可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提出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头五年万分困难,恽莘耘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莘耘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五分之一,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个人却有赞助的恩情。自1900年起大生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莘耘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莘耘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节选自《大商人》)

(责编:王斯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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