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办好公共食堂，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各级组织想了不少办法。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发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共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 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00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196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从上述一系列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农村农民生活和办好公共食堂不谓不重视，不谓不关心。但是，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面搞“低标准”(实际上各地的口粮几乎都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一面又要求办好公共食堂，抓好社员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协调之事。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地公共食堂几乎同时在“粮食增量法”上做起了文章。

(编辑：杨超)

文章摘自 《公共食堂始末》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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