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拿什么抵御无常

2016年05月25日17:51  新浪读书  微博

  前些日子,微博上有许多人在转郑念(1915-2009)晚年的照片,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又晶亮的眼睛。时光自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郑念原名姚念媛。她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徐凤文在“天津:当浮华已成往事”一文提到,1931年,她在天津南开女中念书时,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郑念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学校认识大她五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郑康祺。他们结婚并完成学业后,抗战已爆发,两人1939年来到战时陪都重庆,郑康祺任职于外交部,后被派驻澳大利亚。他们的独生女儿郑梅萍于1942年在堪培拉出生。

  1948年秋,郑念夫妇回国。上海解放后,他们留在大陆,郑康祺曾担任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郑念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直到“文革”前夕壳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陆。

  在五六十年代,像她家这样完全维持了旧日生活方式的家庭,寥寥无几:跟外国友人往来,有男女仆人和厨师,生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种既优越也不乏张扬的生活方式,在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上海,即便是作为统战对象,仍然显得太与众不同,可能也令某些人侧目。

  除了丈夫过早离世,郑念作为学生、外交官夫人和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的前半生,基本上是风和日丽、水暖花香的。“文革”浩劫,彻底摧毁了郑念的生活,她沦为单身牢房的阶下囚,遭监禁数年,在上影厂当演员的独生女儿也被迫害致死。1973年出狱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虽然处境与狱中比已有天渊之别,但她仍被暗中监视。著名学者朱大可少年时代曾与她在太原路相邻,他还清楚地记得,郑念的风姿绰约、孤寂高傲以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

  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来定居美国。临走前,她按自己“文革”前立的遗嘱,将收藏的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1987年,郑念出版英文版回忆录《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轰动英美文坛。这是最早在海外出版的讲述“文革”中个人遭际的作品。1988年,程乃珊与母亲潘佐君将其译成《上海生死劫》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五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郑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软禁,1966年9月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有漫长的六年半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无人交流的孤寂,对女儿的担忧,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她还几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今天重读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最触目惊心的,却不是她饱尝的万般磨难,而是她在苦难中呈现的倔强与尊严,她不屈服于强权的勇气和固执,以及她反抗迫害时的机敏、智慧。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给自己的罪行,讲道理、摆事实,奋力为自己抗辩。甚至,“林彪”事件后被释放时,她仍坚持要求监禁方宣布自己无罪,并在报纸上道歉、宣布平反,否则拒绝离开。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被背铐,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当健康状况恶劣到身体和思维都接近崩溃时,郑念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比大把脱发和牙龈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体虚脱后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学习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结果是她比审讯者更熟悉那些语录;她也打捞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唐诗,背诵并欣赏那些天才之作,沉浸在不朽诗句和美妙意境之中。

  郑念讲述,她在狱中用种种方式维护精神的健全,为了抵御与世隔绝的极度孤寂,有时候甚至主动出击,故意与看守争辩,哪怕因此而遭拳打脚踢,被称为“疯老婆子”。在她看来,“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审讯者不仅无法让郑念认罪,也没能用自己地位的优越,击碎她骨子里的高傲:她除了自证清白,也不诬陷他人,甚至胆敢为刘少奇辩护;她身为囚犯,却不肯卑怯地示弱、乞怜;她跟他们斗智斗勇,思辨与表达能力、智力水平都明显高出一筹;即使饥寒交迫、濒临死亡,她仍然竭力秉持整洁的习惯,那份矜持、清雅气质,并未在非人的处境中全部磨损。教养的光线有时候很微弱,只能照见一己一身。然而,凭借这粒微光,加上非同寻常的强硬个性,郑念以纤弱之身,独自抵御了世间的酷烈、人生的无常。这种“穷且益坚”的力度、韧性,异常动人。

  出狱后,郑念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狱前减轻了三十斤。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样,她大吃一惊,“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贯穿其晚年,和手腕的伤痕一样,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文革”结束后,郑念获得平反,处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国时已经六十五岁,又积极去适应新环境,著书、讲演,抵御老来的病痛、孑然一身的孤独和飘落异乡的怅惘。她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九十四岁。(摘自《爱与痛俱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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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斯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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