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彦文:爱与痛俱成往事

2016年05月25日17:40  新浪读书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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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毛彦文(1898-1999)重新引人注目,是因为著名学者吴宓:吴宓苦恋毛彦文却又求之不得的往事,频繁被人们兴致勃勃地提起。

  1987年,年近九旬的毛彦文完成了自传《往事》。最早她自费印刷了少量,馈赠亲友。我手边这本《往事》,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出版,其中有多幅毛彦文及其亲友的照片。老太太享有高寿,一生足迹遍及海峡两岸与美国,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情感遭际。她在自传里回忆起初恋表哥朱君毅和亡夫熊希龄,都难抑深情,尽管朱君毅是负心之人。然而提到吴宓,她则下笔省俭、言语谨慎,很是不想跟他扯上些许瓜葛。

  吴宓与朱君毅是清华同学兼好友。那时,正在读小学的毛彦文,经常写信给表哥。在那五六年里,“从不通的文字渐渐地写成通顺的信,均为吴(宓)所阅览无遗”。吴宓因此对毛彦文印象至深,羡慕朱君毅有这样一位表妹。

  吴宓留学美国时,接到另一位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信:他姐姐陈心一毕业于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常听他提到吴宓,又读过其诗文,遂暗生爱慕,有意结缘。吴宓那时难得被女士这么青睐,不免怦然心动,便寄信给朱君毅,托毛彦文去杭州陈家代为相亲。毛彦文与陈心一是校友,此前并不相识。此番受人之托,当然要忠人之事,遂于暑假赶往杭州,陈家人对她非常热情。

  毛彦文将相亲结果函告朱君毅:“不知吴君选择对象的条件为何?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她还建议吴宓与陈心一不妨先做朋友,频繁通信,待相互了解、彼此满意,再订婚不迟。看得出来,毛彦文不仅尽职尽心,也知人识事,稳妥周详。

  不久,吴宓与陈心一越洋订婚。吴宓回国后,两人西湖泛舟,也觉“其乐融融”,很快举行了婚礼。妻子“辛勤安恬”,吴宓却渐生不满。毛彦文认为,吴宓心目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要跟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彼此可以诗词唱和,还要善于辞令,能与他的朋友、同事说古论今,巧于周旋……而这些恰好不是陈心一的强项。但毛彦文觉得,其实陈心一最适合吴宓,因吴宓“有我国旧时文人的习气,易发不合理的脾气。”陈心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容忍吴宓的“任性取闹”。这是新派女子绝不可能做到的。

  事实上,吴宓幻想中的那位女子,正是神交已久的毛彦文。他后来与陈心一离婚,也是破釜沉舟欲舍旧求新。结果当然像朋友冯友兰等预测的那般:两头落空。

  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朱君毅,留美六年学成归国,后与吴宓同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毛彦文已于两年前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为了与未婚夫汇合,遂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这样,她每周末有半天时间可离校与朱君毅见面。

  年少时,毛彦文就对表哥异常崇拜,视他为“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物”。她九岁时被父亲做主许配给好友之子,但在其长大后当男方花轿临门时,她选择紧急逃婚。这在民国初期的江山市是有损名教的极大“丑闻”,也轰动整个浙江省。此后,毛彦文的舅父(朱君毅之父)和她父母,为这对早就彼此倾心的表兄妹订了婚。

  之后是漫长的分离与相思。但凡接不到表哥的信,毛彦文就坐立不安,茶饭不思。劳燕分飞,重洋远隔,想念与煎熬,最宜入诗,她写下的一些白话诗,曾被《晨报副刊》与《京报》刊用。

  如今,朱君毅学成归国,本应苦尽甘来,只待成婚。他却又移情别恋了,爱上了一位中学生,要求退婚。毛彦文自幼以来,只爱过表哥一人,闻讯后“身心崩溃”,万念俱灰。

  亲友们都竭力说和,吴宓是最热心的“调停人”,奔前走后地忙活,可以想见他内心的矛盾。

  从1923年朱君毅要求毁约,到次年二人正式解除婚约,毛彦文“从此坠入痛苦的万丈深渊,不能自拔”。当年,朱君毅曾以家乡的江郎山和须水对她盟誓:“郎山须水,亘古不变”。后来,当朱君毅与成言真在苏州结婚时,毛彦文发去贺电“须水永清,郎山安在?”按捺不住地表露愤懑并质问——感情如此易碎,誓言如此飘忽,她真是不能释怀。

  1963年,听到朱君毅去世的消息,毛彦文“老泪纵横”,写下长文《悼君毅》,从幼时亲密、两情相悦到多年相思,再到他见异思迁,她心如死灰……一路写来,既有被时光冲淡的恨意,也有难以遏止的怀念。尽管四十年未曾相见,朱君毅依然会不时入梦。1986年,毛彦文将朱君毅清华毕业时送她的班级纪念别针,交给了表侄女保存。那是他俩相恋的信物,在她大半辈子东奔西走中,一直随身携带,已珍藏了69年。

  毛彦文与表哥分手后,吴宓曾对毛彦文有过苦苦的追求。毛彦文后来表示,她拒绝吴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自己想方设法,避免接触与他有关的人或事,以免触景伤怀。吴宓偏偏不解风情,他与朱君毅为挚友,给毛彦文的每封信又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这无疑让她倍增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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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彦文自传里一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颇为公允地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其余则轻描淡写,似乎彼此疏远得很。实际上,吴宓对她用情极深,他离婚后,两人曾走得很近。

  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前,居然冒出过“娥皇女英”并存之荒诞念头。商量于陈寅恪,后者赶紧劝他“应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吴宓向毛彦文试探,更是被她怒不可遏、义正辞严地批驳:“……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

  毛彦文1929年获得奖学金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教育行政和社会学,后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夏,毛彦文去欧洲旅游,与游学欧洲的吴宓等一道回国。她赴欧洲是最终回应吴宓执着示好的一片诚心去商量结婚的。孰料他却突然变卦了,只愿意订婚。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1925年主持清华大学研究院时,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担任教授,开创出研究国学的新风气,研究院名师荟萃,英才辈出,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产生深远影响。在南京任教期间,吴宓与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人文学术刊物《学衡》,并担任总编辑。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吴宓主张,“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在新文化运动风靡、传统文化式微的背景下,吴宓等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但仍坚持之见,不人云亦云。当“文化革命”中那些激进、亢奋的风烟散尽后,吴宓等人对中华古典传统的坚守,也日益呈现其不容忽略的价值。

  学贯中西,智识过人,却不“妨碍”吴宓在婚恋上行径奇异、出尔反尔。当年他与陈心一订婚后,曾去信陈烈勋,想取消婚约,不久又后悔,不该寄出此信。好友汤用彤也劝告他,悔婚有违情理,陈家已通知亲友,此举会令他们尽失颜面,陈心一将来也难以出嫁;吴宓对毛彦文迷恋至深,期盼与之在欧洲结婚,待女方终于首肯,他却又犹豫不决:毛彦文“曾被弃遗,情苗已枯”。毛彦文由美赴欧见他之前,他还迷恋上两个西洋女子,同时又倾心于在北平留学的华侨女子陈仰贤,盘算着“回国后,既可与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回国后,吴宓继续首鼠两端,笨拙地铺排他的三角恋爱。那几年,毛彦文充分领教了他焦躁、乖戾的脾气,更因其感情游移浮荡、不可理喻,毅然抽身。

  毛彦文幼时便与表哥耳鬓厮磨,表哥也是毛彦文知识与情感的启蒙者,她对他有过心无旁骛的迷恋,印痕至深。而吴宓没能让她产生心驰神往的缭乱感,她带着几分被狂热追求的感动,还有几分女大当嫁的理智去接纳他,心底原是有一丝委屈与勉强的。吴宓最为打动她的是他持续不断的热情,可后来才发现这热情里居然还掺有疙疙瘩瘩的杂质、离心离德的摇摆,毛彦文自然要拂袖而去。不知情者只怪她寡情绝义,她悄悄咽下的失落、尴尬与伤怀,实难详述,也无需细说。所以,虽说与朱君毅、吴宓的两段感情同样有始无终,但她直到暮年,宁肯提起有憾有痛、难以忘怀的朱君毅。

  毛彦文1916年入读的浙江吴兴湖郡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她在湖郡女校最要好的同学朱曦是熊希龄夫人朱其慧(1931年去世)的侄女,1935年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就是朱曦竭力促成的。

  吴宓说他平生所遇女子,爱得最久且深的,当属毛彦文。他的好多诗都为她而写。待到毛彦文出嫁,吴宓将痛苦失意诉诸报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搞得“吴宓先生之烦恼”尽人皆知,惹人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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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希龄是湖南凤凰县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沅州知府、以兴学育才深孚众望的朱其懿非常器重这位得意门生,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民国初期熊希龄曾担任国务总理,为期不长,后告别宦海,投身慈善与教育,捐家产以兴学。熊希龄所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是当时国内最早设立、最完善的慈幼教育机构,后来还扩充了初中、高中和职业训练班。抗战爆发后,他又设立伤兵医院、收容难民等,慈心善举,有目共睹。

  在一般人看来,毛彦文三十多岁才出嫁,熊希龄又已年过花甲,这段婚姻难免有勉强、敷衍的意味。毛彦文回忆,他们的确“并不是先恋爱而后结合”。此前,相爱二十余年的表哥尚且变心,让她对男人失去信心,也对婚事极为戒惧。随着年龄渐长,她“不能不找一归宿”,当时恰好熊希龄求婚。毛彦文觉得他是正人君子,慈祥体贴,可托终身。况且他年岁已高,“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至于婚后能否滋生少年夫妻的恩爱,则是未知数。

  结果无比庆幸。熊希龄眼里的毛彦文,不好虚荣,不尚形式,“性情温和纯厚,料理家事,井然有序”。他俩整天厮守,“终日缱绻不已,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想亦不过如此。”“唱随之乐,堪称幸福”。两人相携同游,则“兴趣横生,其乐无央”。无论小别一两天,还是结婚满月、周年纪念日,或毛彦文生日,熊希龄都有诗画赠她,极尽缠绵:

  《鹧鸪天•西湖候彦文》:

  明知隔日能相见,怎奈侬心终不宁。

  《菩萨蛮》:

  忽觉须臾别,滋味愁难说。

  《题莲湖双鹭图》:

  但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艳福容消受。轻语娇频沉醉里,甜蜜光阴何骤?

  《寿菊图》:

  甜美光阴速……暮暮朝朝形共影,忘却半生劳碌……两相爱,万般足。

  《双双燕》:

  准备湖山同去,并入百花深处,且尝遍甜霜蜜露。

  熊希龄写给毛彦文的词里,“甜蜜光阴”、“朝朝暮暮”出现的频率最高。欢娱嫌夜短,但愿长相守,此乃人之常情。结婚时他毕竟已是六十五六岁,无疑更多一层老之已至、来日不多的隐忧。后来,毛彦文重读他一遍遍强调的“愿长久,享清福”等语句,不禁感觉冥冥中不祥的预兆。

  结婚还不到三年,熊希龄就在1937年年底病故于香港。彻骨哀伤,日日啃噬,毛彦文有“虽生犹死”的痛苦。他俩婚后拍过一张合影,亲密、安闲地并肩立于花园,毛彦文抱着一个张开双手、神态活泼的玩具娃娃。这段婚姻可惜过于短促,另一点美中不足,便是她怀里空缺的婴孩。

  熊希龄去世后,毛彦文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1949年离开上海,当时正值台湾风雨飘摇,居大不易,已年过半百的她,仍决定去美国谋生,先后当过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加州大学女生宿舍指导,在华盛顿大学做过大陆问题研究员,甚至短期整理过图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回到台湾定居,在中学和家政专科学校教授英语。毛彦文教书直到七十八岁。她的硬朗坚韧、不纤柔、不纠结,可见一斑。

  毛彦文逝于台北,享年一百零一岁。她在自传里回忆曾经五内俱焚的经历——朱君毅背叛,熊希龄猝死,百感交集,也不乏终究走出阴霾的淡定。所有情到深处与痛彻心扉的往事,终究会释怀。只不过,偶尔会有余味余韵,在不知不觉时,潮水般凉沁沁地漫上心头。(摘自《爱与痛俱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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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斯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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