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席卷了广东。

　　这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内唯一的一把火。他动用了陆军、海军以及民兵（乡勇），高密度、大兵力出击，重拳打击广东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并且从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一时之间，广东各地城墙上、要道旁，纷纷悬挂起血淋淋的首级。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人们告诉他，李鸿章在广东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00年1月18日李鸿章到达广州，到当年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究竟是什么，令这位已经77岁的风云人物，如此大开杀戒？

　　复出

　　李鸿章在政治冷宫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一人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责任和军事责任，一切荣誉和实权被剥夺殆尽。

　　戊戌政变之后，与后来主流史家们所描绘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体制改革之外，一切改革并没有停下来。重新回到舵手岗位的慈禧太后，要面对的依然是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财政收入。要应对沉重的对外赔款、要养活日益膨胀的官僚队伍、要进行成本不菲的各项改革、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光靠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位当家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圣旨，任命李鸿章担任商务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务。

　　这一任命，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解冻开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陛见。他向太后和皇帝表示，自己将先对天津的商务进行考察，估计需两个月，春节之后再到烟台、青岛、上海等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考察——此时，离春节正好还有两个月。

　　此时的通商大埠广东，并不安宁。

　　法国人终于得到了广州湾（今湛江）这个“势力范围”，开始圈地划界，频繁地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遂溪的民众甚至在官员带动下，武装起来，与法军开战，局面相当混乱。同时，英国商轮在广东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断被劫。劫匪都是当地人，杀人越货时让洋大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该杀照杀、该抢照抢。1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鉴于广东盗风甚炽、英轮数被劫掠，英国军队将自行打黑剿匪。广东这个外交纠纷的热点和难点再度困扰着北京。

　　此时，中央从外交、财政等大局出发，必须换上一个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国的南大门。

　　没有人比李鸿章更为合适的了。

　　于是李鸿章代理两广总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纽约时报》记者将写好的一篇报道交给了邮轮送回美国总部，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李鸿章掌权》，副标题则是“在太后的恩典下出任两广总督”。这篇报道简要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坎坷仕途，认为正是慈禧太后在一直为李鸿章保驾护航。而李鸿章刚得到的两广总督位子，看似光鲜，却是一只“内饰刺刀的笼子”，不仅要面对法国这样咄咄逼人的外敌，还要对付北京的政敌们（《纽约时报》1900年1月17日）。

　　黑道

　　李鸿章要在广东尽快站住脚，使“朝廷无南顾之忧”，必须解决一个棘手而迫切的问题：社会治安。

　　“平安广东”已经在很长时间内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粤东盗甲天下”则是全国人民几乎家喻户晓的说法，也成为困扰广东历届官员的首要难题。

　　张之洞在1885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匪之炽，甲于他省。” 岑春煊在1898年出任广东布政使，陛辞时光绪皇帝嘱咐他：“广东土匪甚炽，到任后宜设法剿办。”

　　媒体对广东治安的败坏，也是深恶痛绝。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来，广东长期活跃着号称“反清复明”的众多地下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帮会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为纯粹的黑道。粤海关在一份报告中也说：“这个著名的三角洲一向拥有无法无天的坏名声，而且自古以来一直是‘海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匪出没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盗匪”与帮派会党合流，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声势浩大。

　　这些黑帮，通过“拜会”等方式，扩充队伍、收取会费，再通过绑票勒索、强收保护费、开设“黄赌毒”等，形成了庞大的“黑色经济”，俨然成了“二政府”，令广东实际上处于黑白两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穑，成为广东社会的巨大问题，民众不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还要供奉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这两种“政府”的界限也随着内忧外患频仍而不断模糊。

　　以军警为例，为了应对列强入侵和维持社会稳定，广东与全国一样，不时需要招兵买马扩充军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军中，这虽然有效解决了兵员的问题，却令军纪更为败坏。士兵公然穿着军服入室劫掠的报道，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而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往往在内忧外患略有好转后，就立即遣散新募的军队，却又难以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这些军人，无论之前出身黑道还是白道，此时面临着下岗，不少干脆带着武器加入了帮会。张之洞曾报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来，各路投营遣撤之游勇，纷至沓来，纷纷勾结土匪，打单吓财，入村拦路，劫掠惨杀。”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匪患”，广东又不得不经常加强“警力”。

　　要打黑，就牵涉到经费筹措的现实问题。治安之外，各项洋务改革举措，也都需要大笔经费，如何寻找新的财政税收增长点，就是每任广东督抚必须面对的难题。

　　郭嵩焘在担任广东巡抚时，有一次例行抓赌，被抓的一个赌商斗胆提出，愿意缴纳高额罚款，代替受刑。这大大启发了郭嵩焘，之后，“以罚代禁”便成为广东治赌的土政策，罚款收入也成为地方财政新的增长点，皆大欢喜。

　　1875年，新任广东巡抚张兆栋有点书生意气，宣布严禁赌博，结果导致广东的赌徒大量流入澳门，仅“闱姓”一项，澳葡当局每年就能获得30万两白银的税收，自此奠定了澳门博彩业的基础。但这种“利权”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广东的爱国人士们。在他们的呼吁下，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得到了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著名的湘军将领彭玉麟的支持，说服中央同意放开“闱姓”赌博，公开招标，每6年为一个承包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掀开了赌博合法化的红盖头。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张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调而闻名，如今则被人嘲讽为：“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

　　吊诡的是，赌博合法化虽然能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赌饷”，却也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广东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治乱缺钱——开赌增收——更为添乱”的怪圈。“捕务废弛”成为中央经常批评广东督抚、督抚们又经常拿来敲打下属官员的主要问题。

　　广东黑道渐渐失控，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黑道势力壮大，不仅敢于与官军正面冲突，而且也不放过境内的洋人，西江上不断发生的劫掠谋杀外籍人士的案件，给了一直谋求势力扩张的英国人以充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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