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始末: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2017年10月10日15:41   解放日报   微博
“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日前,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在各大院线上映,带领观众重温了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发生的那场奇迹。殊不知,在此之前,被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也曾发生过一场伟大的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这场撤退中,人员全部运出,物资抢运出三分之二。直到1940年宜昌沦陷,共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为长江上游大后方的建立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无名小城成为民族命运的“咽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陷落、淞沪败退,首都南京惨遭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到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70%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都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其中仅上海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1%。战争爆发,上述地区先后沦陷,于是,抓紧西迁,关乎国家命运。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也成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武汉战事吃紧。所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都只能就近集中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

  其实,直到抗战前,宜昌都一直是一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其东部地势平坦,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大宗人员和物资入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宜昌,成为了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咽喉”,而浩浩荡荡的人流和物资正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与难民同样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当时,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全是当时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而敌人正在步步紧逼,眼看着就要打过来。

  “三段运输法”将运力最大发挥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当时,能够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这情况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身形瘦弱的四川实业家卢作孚也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了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将大吨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吨位船队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万县),小吨位船队投放到上游第三段(万县到重庆)。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 只有十分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 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这样,往返宜昌和重庆所需的6天就缩短为了2天。

  同时,他们也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根据他们起草的《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近千艘木船。

  这样一来,川江中水位的时间就被充分地利用了,仅有的运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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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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