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项羽的印象，说好听一点，叫英雄，说难听一点，则是莽夫。《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三卷）的作者鹤间和幸先生认为，项羽称霸于乱世，不仅凭借武力，还有一套政治构想与建国计划。秦始皇以帝王君临天下，项羽则以霸主制天下，秦亡之后，他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义帝，自封西楚霸王，将反秦有功的各路英雄分封为十八个诸侯王，如汉王刘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等，这是封建制；至于基层，则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要言之，项羽所期待的新型国家，乃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结合体——这一政治创意，为刘邦建汉之时，直接抄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针对长达千年的封建与郡县之争，试图折中、兼容，取二者之所长，以郡县制为主体，封建制为补充，名曰“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项羽的思路，以及此后刘邦的思路，则以封建制为主体，郡县制为补充，这可叫“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姑且不论其成败，能有这般创见，足以证明项羽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勇之夫。

　　再说刘邦。他的读书经历，《史记》并无记载。据说他病危之时，给儿子刘盈写了一封信，后世称之为《手敕太子文》。开头便道：“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这句话，从时间上讲，只怕经不起推敲：其立意，应指青年时期的读书态度；秦始皇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3~212年，此时刘邦已经年过四十，属于中年，如果还能自喜，未免太不成器。好在这只是铺垫，重要的是后文：“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大意是，他当皇帝之后，才开始读书，以此反观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后面还说：“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封信的主题，可谓诫子，刘邦的言传身教，则让我们领略了他的读书观，与从不读书到读书的一生。

　　说罢项羽和刘邦的故事，可知“刘项原来不读书”云云，未必能够成立：项羽显然读过书；哪怕在“山东乱”的时候，刘邦不读书，后来还是浪子回头，转向诗书。这么说，不是要与章碣抬杠，而是提醒读者注意《焚书坑》所导向的两个误区：一，造反者往往不读书；二，读书人之于造反，往往都是负资产，正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为什么说是误区呢？关于第一点，如果统计所有的造反者，自然以不读书的人居多；要是只论像刘项这样的领袖，不妨参考唐元鹏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调查，他选取了最著名的十二次农民起义，共计三十五位领袖，其中吏员九人，商人八人，军人四人，农民三人，（没落）贵族三人，地主二人，以此为样本，我们会发现，读书人，或者说读过书的人，其比例显然大于不读书的人，这些不读书的人中，还有朱元璋这一种，一面造反，一面读书，造反成功，诗书满腹，已经有资格删削《孟子》。

　　关于第二点，我们承认，纵观古今，造反者中，读书人所占比例并不大；读书人中，造反者亦非主流。不过，人数少，未必等于作用小，读书人之于造反，不是领袖，就是幕僚、军师，如项羽麾下的范增，刘邦麾下的萧何、张良。说到这些人，则可更进一步推论：造反能不能成功，一大因素，即取决于造反者怎么对待读书人。儒生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治天下需要“文武并用”，其实打天下何尝不是如此呢。刘邦能用萧何、张良、郦食其等，项羽却不能用范增、陈平，以致范增走，陈平叛，正关乎各自成败。

　　说罢“刘项原来不读书”，再说“坑灰未冷山东乱”。秦始皇以为，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便可弱天下之民；以为焚烧诗书，坑杀读书人，异议便可禁绝；以为凭借这些强硬的手段，大秦帝国便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这不过是权力者一厢情愿的幻想。殊不知对暴政的反抗发自人的本性，与知识多寡的关系实在不大；何况，对知识的治理，禁止是最愚蠢的办法，恰恰呈现了权力者的恐惧与无能，同时证成了知识的力量。

　　章碣有一个朋友，叫罗隐，诗名更盛，他也写过一首《焚书坑》，讽刺秦始皇即“祖龙”的政策：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法律学者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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