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庞大帝国灌注灵魂：求富贵转化为求太平世

　　随着“亡命无赖之徒”创造出“布衣将相之局”，一场新的危机悄无声息地到来。它较之于秦代的统治危机显得不动声色，却更为严峻，甚至危及中华古代文明的存在基础。

　　《史记》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原本征战四方的群臣在朝堂上饮酒争功。有的胡乱呼叫，有的拔出剑击打立柱，刘邦十分担忧。此时，叔孙通对刘邦说：“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闻言心动。之后，叔孙通到鲁地征召儒生30多人，与门下弟子100多人一起研习礼仪，并在长乐宫建成之日引导王侯将相朝拜刘邦。朝拜之日，刘邦高坐殿上，慑于朝仪威严，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侍坐在大殿上的群臣也伏身低首。御史监督王侯将相，如有不符合朝仪者则当场带出。结果直到仪式结束，无人敢于失礼。刘邦感慨，今日始知皇帝之贵呀！

　　然而，“亡命无赖之徒”固然能够通过朝仪训练在举止上成为“王侯将相”的样子。但在精神层面，他们尚无法为汉帝国的庞大身躯灌注灵魂。洛阳城中的天才少年贾谊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于是，他上书道，汉朝的统治依靠熟悉法令的官吏，他们能够解决事务层面的问题，却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境。作为“亡命无赖之徒”，渴求富贵能使其争夺天下；作为“王侯将相”，竞相奢靡会使其败坏风俗。

　　对贾谊的意见，汉文帝一度有所触动，并试图改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皇帝最终放弃了改革，贾谊也被贬为长沙王傅。在湘水之畔，贾谊作《吊屈原赋》以自伤，未料自己也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并与屈原同传。千载以后，另一位大才子李商隐又为他写下了“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千古名句。

　　汉代精神的转向，要留待30年后的汉武帝予以实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为众所周知。如果从儒、法、道之争的论域中抽身而出，便会发现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策论具有比诸子门户之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董仲舒所阐发的公羊“三世说”，给予了汉朝统治者时空观念。在汉朝的政治实践中，“衰乱世”对应于汉高祖、吕后时期以关中制衡关东诸侯的时代；“升平世”，对应于汉文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及被动应对匈奴侵扰的时代；大一统的“太平世”，则是汉武帝需要实现的。这一时空体系，不仅解释了汉代历史的发展，而且赋予了汉武帝历史责任。由此，开创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张骞等一系列彪炳史册人物的出现，一定意义上都得益于这个时空定位。

　　从精神层面来看，汉武帝时代并未强行压抑秦汉以来渴求富贵的社会心理，而是将这种心理欲望引导至国家层面，为其追求大一统的国家战略服务。同样，汉武帝的学校制度、选举制度也建立在实现人心欲望的基础之上。汉武帝在长安城外立太学，设太常博士弟子50人，在太学中随博士学习。这些人在读期间免除徭役，学成以后有入仕的资格。同时，又令天下郡国设官学。官立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官吏，但养成过程是知识教育和德性教育并行。尽管求学者的初始动机是求得富贵，但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渐渐得以转化心性。

　　察举制度也是如此。汉武帝规定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的标准有：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举孝廉时，尤重德行和经学。经由这一选士标准，将求取富贵者改造为经明行修之人，求富贵者的心性得以转变。例如，汉元帝刘奭作太子时的师傅萧望之，其家族世代经营田业，到了萧望之这一代开始转向学术。萧望之研习齐诗多年，成为一代名儒。这是强宗豪族转为儒学家族的典型。

　　经由儒家教育而引发的心性转变，不仅发生在强宗豪族身上，而且也发生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刘奭即位后，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位笃信儒家学说的皇帝。刘奭当太子时见到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就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乱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后，汉宣帝疏远刘奭并试图立淮阳王为太子，只是因刘奭为许皇后之子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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