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一粒米十万一寸布:国民政府的货币是如何崩溃的

2017年09月05日17:21   澎湃新闻   微博

  “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当月,物价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自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真正的物价回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抗战的结束并没有就此带来“和平红利”,为准备内战,蒋介石并没有遣散军队,而是积极备战。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收入却只能支付支出的37%。国民党政府超发货币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涨率为 11.3%,几乎为战时月增涨率的1倍。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就上涨了28倍。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

  1947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法币发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发行量较上年增加7.9倍。至1948 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仅1947年1~8月货币发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涨率达到45.4%,换言之几乎每月翻番!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100元法币,1946年能买1/6块固体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 年8月19日只能买 0.002416两大米(每斤16 两)。

  物价飞涨成为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讨生活。广大民众已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由于购不着米,家无隔宿粮的职工阶级,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为了有饭吃,有些人竟不惜入牢。苏州一个关在牢内的年已六十多岁的吸毒嫌疑犯被法院宣判无罪后,他反而不痛快,要求法官再还押。他说,离开了监狱,外间没有饭吃,愿在牢内住下去!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以至“上等人家吃高梁米,中等人家吃豆饼、豆渣,下等人家吃草根树皮”。甚至向来生活优裕的知识精英也一下子跌入生活的低谷,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凉境地。抗战之前,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600元(蒋介石作为最高级的特任公务员月薪也才800元,当然,委员长的工资基本不动),是熟练技工月收入的20倍以上。当时一个普通教授家里差不多雇有两三个佣人,以薪水养十口八口之家是不成问题的。而到了到1948年6月份,大学教师月工资“涨”到了500万元,辛苦一个月的收入却只能购买半石米,连自己的口粮都无法维持。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国民党政权在1948年8月19日做出了一次绝望的努力,以1:300万法币的比例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金圆券”。然而,军事上的溃败以及巨额财政赤字令国民党货币制度信用完全丧失。金圆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贬值,其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还快得多。“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上海解放前夕,顾颉刚就在日记记载,“予购买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为此,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百姓在愤怒之余,拒绝使用金圆券,改用银元、铜元和铜钱,甚至于自愿返回古代,以物易物。甚至国民党军队也不要金圆券,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中央: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国统区的老百姓甚至编了一首顺口溜:“百元1粒米,10万1寸布。金圆蒋光头,哪得不呜呼。”恶性通货膨胀也成为国民党政权留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负资产”之一,使得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194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00元及1万元面值新钞……而到1953年发行的最大面值人民币已经变成了5万元……直到1955年,随着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与使用,才算是最终消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恶疾。(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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